1995年3月24日，著名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英國劍橋家中去世，身後留下一部至今仍在繼續出版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
但，1938年之前，其實是沒有李約瑟的。
劍橋大學教授尼達姆學界知名、事業有成、家庭幸福，但在一位中國女子來到劍橋之後，他從此收穫了李約瑟的名字。這之後他仍然是學界知名、事業有成、家庭幸福，但最根本的不同，是他知道、瞭解並愛上了中國和中國文化，並為此將後半生的精力投入其中。
劍橋大學懸掛的李約瑟像，畫家詹姆斯·伍德繪
他這一生以搭建溝通橋樑的能力聞名於世，包括科學與信仰、富裕與貧困、舊世界與新世界，但最著名和最不朽的，則是中國與西方之間的橋樑。
三十年來，跟李約瑟一樣迷戀中國文化的西方學者或許還有，但像他一樣具有那樣巨集大深遠的影響力的，卻應該是再無後者。
尼達姆的醫生父親，只用了六星期的時間就決定娶他的作曲家母親，然後用了三十年的時間來後悔這段因為過於倉促而不幸福的婚姻。
結婚八年後，他們才生下了唯一的一個孩子尼達姆。幼兒時期，嚴厲而博學的父親就開始教他識字，而母親則在門外以大聲敲門來抗議，“孩子年紀還太小。”但尼達姆實在有學霸的稟賦，他十歲時一邊學習德文、一邊讀《歷史哲學》這樣的大部頭著作；假期他被父親帶去法國學習，十二歲時已經能說一口過得去的法語。十四歲時他進入的昂德爾中學，也是英國最古老、最有名也最昂貴的公立學校之一。
有天賦、有環境之外，還有幸運。1918年，尼達姆被皇家海軍徵召為代理中尉，但一戰剛好在這年八月接近尾聲，尼達姆得以在十月里進入劍橋大學就讀。雖然在那場席捲世界的大流感中也被感染，但尼達姆很快恢復了健康。三年後，他拿到了化學的學士學位，進入劍橋生物化學巨匠霍普金斯的實驗室深造。全新的實驗室里除了當時全球最優秀的導師、最頂級的設備之外，還有一群年輕而智商極高的女性，因為霍普金斯是當時少數贊成女性從事研究的學術界人士之一。
這些女性中的莫伊（Dorothy Moyle），在1924年9月成為了尼達姆的妻子。莫伊比尼達姆年長4歲，在婚禮儀式舉行前，他們對彼此和朋友都說得很清楚——僅僅瞞著父母——這段婚姻將是徹底的現代開放式婚姻：只要願意，他們雙方都可以與其他異性交往；他們的婚姻將不受通常的忠貞要求所限。
莫伊與尼達姆於結婚當日合影，他們還刻意選擇了9月13日週五這個“不吉利的日子”。
在尼達姆的描述里，莫伊“個性不浮誇、凡事講理，從不誇誇其談或刻意與眾不同”。他們沒有孩子。
尼達姆的父親死後給他留下一筆遺產，他的叔叔亞瑟幫他打理，因此生活無憂；一拿到博士學位，尼達姆就被遴選成為學院院士，可以享受到劍橋所能提供的各種特權和便利。1931年，尼達姆完成了《化學胚胎學》這套三大本的巨著，收穫好評如潮。能對八種語言運用自如的他，被比作中世紀的思想家伊拉斯謨，最博學多才的學者之一。
尼達姆人生的轉捩點，發生在1937年的某個午後。研究室里的他，聽見了訪客的敲門聲。
魯桂珍比尼達姆小4歲。1904年9月8日，她出生在南京的一個藥材商家庭，父親魯茂庭受過西方教育薰陶，因此並不重男輕女，且很早就教她識字。
1916年，魯桂珍以第一名考入明德女子中學。幾年後畢業時魯茂庭想讓她停學工作、作為長女一起支撐家庭，但母親陳秀英卻以為女兒特別聰穎好學，不該斷了她的前程。最終母親成就了魯桂珍：1922年，她順利進入金陵女子大學化學系。畢業後她又北上，赴北平協和醫學院進修病理學，並在那裡與後來的婦產科專家林巧稚成為密友。
魯桂珍像 圖源 耶魯大學
結束進修之後，魯桂珍到上海工作了幾年，其間一位空軍軍官成為了她的男友。後日寇襲來，男友在作戰中不幸殉國，這令魯桂珍傷痛欲絕。
這時她工作的研究院為她爭取到去劍橋留學的機會，於是1937年8月底，在海船上漂了一個多月的魯桂珍抵達劍橋，同行的還有金陵大學畢業的王應睐和燕京大學畢業的沈詩章。霍普金斯在研究所迎接他們，莫伊則帶領他們到各自的研究室，而她將會擔任魯桂珍的導師。
來劍橋之前，魯桂珍早已讀過尼達姆的著作，但她不知道尼達姆的年齡。敲門的時候，她心想：我就要見到一位鬚眉皆白的老人了。
但現實出乎她的意料：站在她面前的尼達姆高大英俊、肌肉緊致、聲音洪亮、神情專注，穿著被化學製劑燒得到處都是破洞的白色工作服，時不時有绺頭髮掉下來遮住前額，不得不用手往上撩起。
實驗室里年輕的尼達姆
多年之後，尼達姆回憶，“1937年，三位中國研究生到我們劍橋的實驗室來念博士學位，當時的我正忙於胚胎學和生化研究。他們的聰慧給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我相信更甚於劍橋對他們的震撼。”後來沈詩章去了耶魯執教，而王應睐則以領導首次人工合成胰島素而享譽世界。
緣分這件事很奇妙，尼達姆和魯桂珍很快墜入愛河。莫伊很清楚發生了什麼事，但三人常常以同事、師生兼朋友的身份出遊。莫伊非常欣賞魯桂珍的聰明、毅力和勇氣，即便從自己的學生變成了丈夫的情人，對她的欣賞也沒有減少。至於劍橋的圈子，更是思想前衛開放的一群人，對此司空見慣。
在劍橋時的魯桂珍、尼達姆和莫伊，三人最終一起生活長達半個世紀
於是有一次，正享受香煙的尼達姆問魯桂珍，“能不能把香煙的中文寫給我看？”魯桂珍寫完之後，尼達姆照著寫了一遍。悟性超高的他馬上就明白：跟以往所學的字母文字相比，中文這種象形字的結構實在是太與眾不同了，一個位於東方的神秘大門正在他眼前開啟。
於是他對魯桂珍說：“我一定要學會這種文字，不然我寧可一事無成！”
學中文的第一步，是先有一個中文名。魯桂珍為他選擇“李”為姓，因為這個字與Needham的首音節發聲近似；選擇“約瑟”為名，是因為從十七世紀來華的傳教士起，“約瑟”就是“Joseph”的標準譯名。
從此尼達姆淡去了，廣為人知的將是李約瑟。甚至莫伊也在李約瑟的影響下，有了自己的中文名：李大斐。只是對於三十八歲的李約瑟而言，從頭學習與字母文字完全不同的中文，確實不是一般的艱難。
但李約瑟並未淺嘗輒止半途而廢，他除了日常教學和科研任務之外，把所有時間都投入來學習中文：不僅是口語白話文，更有《管子》這樣的文言文；不僅僅是會讀，還用毛筆來練習書法。對他而言，學習中文“是一種解放，好比在熱天里游泳，潛入中文表意文字閃閃發光的透明世界。”
通過語言文字，李約瑟徹底愛上了中國。
1943年，李約瑟計劃穿越半個地球首次前往中國，為此他專門先去紐約見了魯桂珍一面，告訴他當時的一個想法：科學在中國，為什麼沒有像近代西方一樣發展？
親身在中國遊歷三年（1943~1946）之後，這個問題在李約瑟的腦海裡越來越清晰。終於他決定要寫一本書來闡明，這就是一開始定名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1954年首卷出版后，終於定名為《中國科學技術史》。
1990年在中國出版的《中國科學技術史》首卷書影
中國古代的科技，以及影響和滲透在科技中的人文思想，讓李約瑟沉迷而不可自拔。一度有一時期，李約瑟一邊站在劍橋醫學院講臺上教他的老本行胚胎學、生物化學，比如軟體動物的甾醇代謝作用，一邊整個腦子裡都是中國船的結構。
從1959年開始，李約瑟完全放棄了教學。
而魯桂珍結束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工作後，回到劍橋長居，也成為了李約瑟的合著者和終身伴侶。1978年時，李約瑟曾經考慮是否要不假他人之手、兩人獨力完成這部書，後來發覺“我們不可能親自完成它”。中國的古代科技與文化，實在是太浩瀚的主題了。
八十七歲那年莫伊去世，兩年後他正式迎娶魯桂珍。在學院教堂舉行婚禮後的餐會上，李約瑟表示，兩個八旬老人相依站在神壇前似乎有些驚世駭俗，但我想的是“寧可遲到，切勿錯過”。
魯桂珍於1991年去世后，李約瑟曾寫信向他七十歲時的愛侶、加拿大華裔女子時學顏求婚，但未能成功。
魯桂珍與李約瑟在劍橋的婚禮 圖源：李約瑟科技與文明基金會（香港）
一生精力旺盛的李約瑟，從中國回來之後，就改變了睡前晨起穿西式睡衣的習慣，代之以中國長袍。他深深迷戀中國的道家思想，自號“十宿道人”。他的研究所外有小溪環繞，溪上有酷似河北趙縣的隋代趙州橋……正是對中國文化與科技的熱愛和迷戀，令李約瑟始終維持體內的求索之火不熄，直至生命的最後。直到年過九十，李約瑟仍然維持一天至少五小時的工作。
作為生物化學領域的科學家、科學與宗教相聯繫的哲學家、肩負社會責任的活動家以及連接中國與西方世界的科學史家，李約瑟都獲得了公認的成功。他留下的“李約瑟難題”——“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眾多貢獻，但科學和工業革命為何沒有在近代中國發生”——也仍然吸引著各界人士思考答案，但李約瑟並不認為自己是像荷蘭的高羅佩那樣的漢學家。
年過九十的李約瑟在劍橋研究所的工作室里
也許還是魯桂珍的描述最為準確：“他像是一個接受了通才訓練的劍橋大學生，常常受到鼓勵要在主業之外，保持敏感和好奇，廣泛探索。”
好奇心，才是尼達姆最終變成李約瑟的原因。
文丨 C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