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河火車站旁一家安靜的咖啡廳里，綠植密佈，濃郁的咖啡香氣中，我見到了林遙。他穿著簡單，頭髮整齊地向後梳，戴著一副黑框眼鏡，眼神中透露一股溫和謙遜之氣。見面之前，我知道林遙是來自延慶的80後，有著青年作家、編劇、說書人等多重身份；不知道的是，他帶來了自己的新著《海嶽——北平以北的烽火記憶》和《金庸小說的微聲》。都是愛書人，我們順理成章地從書和寫作聊了起來。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不同的身份？林遙微微歪著頭，思考了一下說：“可能是我對各種表達形式都很感興趣吧。寫作能讓我深入挖掘，把自己對世界的理解通過文字呈現出來；編劇則像是在搭建一個夢幻的舞臺，用故事和角色吸引觀眾；而說書，是最直接和觀眾交流的方式，能感受到他們的喜怒哀樂，特別有成就感。”

大量脫髮和失眠，是從寫《海嶽》開始的

林遙說起話來確實帶有說書風格，咖啡杯一落桌，他就開聊。文質彬彬的面孔，滔滔不絕的語言，語速不快，聲音不大，但清清楚楚。他首先說自己身上的三個標籤，一是作家，因為寫過幾本書，做過地區的紅色文化研究，還出版過若干小說和散文集；二是編劇，寫過五六個電影劇本，拍成了3個，現在因為時間太緊張，且覺得寫劇本過於受制於人，已經少有涉足；第三是說書人，在延慶開設有“憑書館”北京評書演出基地，每週六只要沒其他活動，他一準兒在那兒。“這三個標籤，也成了我給自個兒的定義。作家、編劇、說書人，我覺得本質都是講述，把事情傳達給別人，只是載體不同。”

林遙先拿起《海嶽——北平以北的烽火記憶》，指著書名告訴我：“海就是海陀山，是北京市境內的第二高峰，2241米，位於北京市延慶區與河北省赤城縣交界處，我是海陀山腳下長大的孩子。”

書寫的是平北地區15個縣的抗日故事。

林遙告訴我寫作緣起。2016年他參與拍攝紀錄電影《北平以北》，跟著劇組跑了一年，走遍了平北抗戰的重要事件發生地，“15個縣幾乎都走到了”。因為撰寫延慶博物館近現代史大綱，林遙2008年在延慶縣史志辦張進軍先生的指導下，看了大量史料，系統梳理過延慶革命史。

他看過一份不完整的昌延根據地開闢初期的犧牲名單，在那份不足30人的名單中，林遙發現有幾個特點，第一是年紀輕，平均年齡不到23歲；第二是學歷高，中學以上學歷佔到了七成以上。“平北地區著名的老十團，有大學生60多人，高中生100多人，我當時想，在那個年代，這就是知識份子團啊！”這份名單讓林遙念念不忘。最終，當讀過的史料和走訪結合在一起時，林遙萌生了寫一本關於平北抗戰記憶的書。“我發現平北地區這麼重要的一個位置，還沒有一本抗戰通史。”

這本書接近10年寫完。

“因為收集到的資料多，人物關係錯綜複雜，所以寫得挺辛苦，我大量脫髮和失眠，就是從它開始的。書出來以後評價還挺高的，賣得不太好，畢竟是‘地方小事’，但寫完我就踏實了。”

林遙認為，自己所寫的並非平北抗戰史，他只是作為後來者，對80年前發生在家鄉的這場戰爭作了追憶。他認為，今人的幸福，受惠於前人的犧牲，自己的身上還流著他們的血。

書出版后，林遙寫了一篇祭文，跑到平北抗日英雄紀念碑前，做了一次祭奠，把這本“沒有一句話無來歷，沒有一句話是空言”的書獻給了先輩。

找准賽道堅持寫下去

《海嶽——北平以北的烽火記憶》不僅林遙寫得辛苦，編輯也付出了很多。心懷愧疚之情的林遙對編輯說“我再寫一本有趣的書給您”，這就是《金庸小說的微聲》。

林遙研究武俠多年了，之前他就是以《中國武俠小說史話》被冠以了作家的標籤。

林遙寫武俠，不限於武俠小說，涉足的是武俠世界。說起研究武俠的緣起，那真是說來話長。

十幾歲時林遙就開始發表文章。2002年大學畢業后，做過兩年物業工作，之後回到老家延慶，到延慶報社當記者。領導說報紙少不了副刊，瞭解林遙之前的寫作特長，就讓他在跑口的同時兼做副刊編輯。“那時正是紙媒紅火的時候，我是好多家報社的通訊員，真是多姿多彩，過了三四年這樣的日子。”林遙至今感謝記者經歷，覺得為自己之後寫作紀實類文章打下了“把東西寫實，能夠找到關鍵點”的基礎。

再之後，延慶地區要建設延慶博物館，林遙因為歷史知識曉暢通達被調去文物管理所做文物工作。他說：“人的經歷跟時代緊密相關，那段時間正趕上房地產發展，施工工地不時就涉及墓葬埋藏區，我們就要進行勘探。”林遙在文物部門工作期間經歷了400多座墓的勘探。

幾年這樣的生活後，2009年，因為出色的文筆，他又調入衛生局寫調研報告等大材料，那時的林遙還不到30歲。從大學畢業后，他的文學創作一直沒有停，出了一本長篇小說和三四本散文集，但他覺得缺少一部特別立得住的作品。

“2000年後，80后那一批作家很多是從‘榕樹下’網站寫出來的，像安妮寶貝、郭敬明、張悅然。那時在‘榕樹下’，大家完稿的作品，廣受歡迎的就會被貼小綠樹葉，我也曾獲得過好多小綠樹葉。但是我感覺人家很快找准賽道堅持寫下去了，我是干這個又干那個，把時間全拋擲了。”

後來林遙到區文聯工作，也逐漸找到了自己的賽道：寫中國武俠小說的發展歷史。“我之前讀了大量的武俠小說，還寫過兩本武俠小說，收藏了很多珍貴的一手資料，所以就想梳理中國2000年來的武俠小說發展歷史。”

《中國武俠小說史話》，2012年動筆，2018年出版，又是6年的時間。

西南大學教授韓雲波以《中國武俠小說史撰述的類型格局與武俠體驗——以創作派林遙的武俠小說史撰述為中心》為題，寫了2萬多字進行專文論述，發表在《長江師範學院學報》2019年3期。韓雲波教授將武俠小說史的撰寫分為三派，第一派是學院派，重視歷史文獻與歷史傳承；第二派是出版派，重視文化市場；韓教授稱林遙為創作派，是為第三派，更關注武俠小說的脈絡淵源和這種類型小說的成長。林遙的武俠小說研究比較吸引人，他會琢磨究竟是誰把點穴術第一次寫進了小說？什麼時候出現的內功？《中國武俠小說史話》在市場上頗受歡迎，也受到學術界的關注，武俠研究的標籤就此貼在了林遙身上。

從《金庸小說的微聲》的目錄就可以看出他靈感的火光四射

林遙回憶，寫武俠小說史，最大的痛苦是看武俠小說，“武俠小說的寫作‘利趨於前，名稱於後’，大部分只是為了迎合市場，寫得不太好，以今日的眼光來看，並不太能讀下去。”不過既然研究，就要進行分析比對，林遙當時給自己定的標準是金庸、古龍、梁羽生、溫里安、黃易名下的作品必須通讀，其他臥龍生、諸葛青雲、司馬翎等名家的選讀一半。而據他統計，武俠小說全盛期有接近300位作家，他要求自己至少讀一部這些作家的作品。讀到不好看的作品，又必須要讀完，是林遙最痛苦的時刻。

武俠小說史寫完，讓林遙舍不下的材料還剩下不少，他突然又冒出一個想法，“武俠小說之所以能夠興盛，因為具有強烈的時代性，跟時代分不開，我就開始琢磨寫一個系列，從武俠小說的切面看時代，用長篇散文隨筆的方法。”

他陸續寫了幾篇，比如《中國武俠全球傳播史：外國人眼中的武功、英雄、俠義和江湖》，“金庸、古龍的小說都曾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印尼文、越南文、英文、日文、法文都有。我與金庸《射鵰英雄傳》《神雕俠侶》的英文譯者聊過，問他們覺得翻譯最大的困難是什麼？我曾經以為是招式，其實不是，對於翻譯者來講，最難搞定的是武俠小說中紛亂的人物關係和無法自證其說的時間線。”中國人讀武俠小說對此往往忽略不計，但英文讀者非常在意。林遙覺得這種文化碰撞非常有意思。

他接著又寫了《香港的“大武俠時代”》《折斷刀鋒——古龍的“大武俠時代”》，這些文字不僅有研究所得，還有大量林遙第一手的尋訪和採訪資料。

《金庸小說的微聲》算是“大武俠時代”的副產品，從書的目錄就可以看出他靈感的火光四射：他寫東邪與“藥師”的數世因緣，寫《神雕俠侶》有幾處情節疏漏，寫砍斷楊過手臂的究竟是哪一柄劍，考證武當七俠之一的張松溪在真實歷史上有著怎樣的人生，探尋《倚天屠龍記》囚禁六大派的塔究竟是北京的哪一座塔……

《金庸小說的微聲》封面圖是水墨風格的令狐沖和任大小姐，由香港漫畫家李志清先生專為此書所畫。書中還穿插了不少有意思的插圖，比如提到王重陽，就配以《列仙全傳》裡的王重陽；寫到《射鵰英雄傳》，就輔以《射鵰英雄傳》1957年在《香港商報》的連載頁面。

這些文章完成後林遙很開心，但寫作的過程很痛苦。因為不願偷懶取巧繞著寫，林遙不知翻了多少本書，看了多少篇論文。比如他最近剛完成的一篇《江湖遺音》，內中提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天津說書藝人的困境。林遙打破砂鍋地要知道困境從哪裡來，要了解當時的物價、收入等等。他去翻天津的物價志、老報紙、連載小說。他記得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消息，說因為生活實在困難，窮人沒有活路，被逼出了一個行當，下雨時候撿兩塊磚頭，在路況差的地方等少爺小姐下洋車，用磚頭給人墊腳，人家踩一腳，他在水裡給挪一下，掙幾個銅子。

說起評書頭頭是道，全是講究

實際上，林遙的工作並不清閒，在他的工作單位，他負責很多事務性的工作，還擔任區文聯內刊《媯川》的執行主編。而除了這些，他的另一個工作是“說書”。“3月15日是週六，為紀念袁闊成先生逝世10周年，北京文藝廣播舉辦了袁派評書的相關活動，我需要參加。如果平時週六沒有活動，我就在書館說書。”

說到評書，林遙隨口就字正腔圓地說了一段，讓我聽得欣喜。令我沒想到的是，十一二歲就喜歡聽評書、如今說得如此好的林遙，最早的師父是錄音機。“因為一天播一講聽不過癮，所以就用收錄機錄下來后反覆聽。”劉蘭芳、田連元、單田芳的評書他都錄過。

堅持說長篇評書，林遙的目的是守攤兒，“守著，讓人知道評書的原始樣貌，同時我也會做新的評書專案，讓人們知道傳統藝術的創新性。”

林遙真正開始說書是在2015年，頭一場說了兩個小時，說完幾乎站不起來了。“日出千言，不損自傷，這活兒是傷元氣的。”

書場換過三個地方了，現在挪到了延慶區的新華書店。書店給他提供了一個場地，算是基本固定下來。林遙給書館起名叫“憑書館”，因為他的書房堂號是“憑欄迎雪閣”，首字與評書的評字諧音。另外，他覺得自己說書憑著一點心氣兒，憑著一點對傳統文化的熱愛。

林遙拜了評書名家馬岐為師。馬岐先生是曲藝世家，父親是馬連登先生。林遙師兄弟三人，大師哥溫振鑫，三弟周雷。三個人的團隊撐起小小的書館，每週六一場，準時演出，“現在有一點小名氣，有人追著聽，也有人帶著孩子來聽。”

師兄弟三人都能說大書，林遙的《西遊記》，說了9年才說完，大師哥溫振鑫說《哈利·波特》，已經說了10年。

評書講究表、白、評，表演、道白、評論三結合。收徒弟，考驗的也是這三條。林遙說起來頭頭是道，全是講究：“一本書翻完，閉著眼睛默想，師父拆出一段，讓你說多長時間，你都得能說，有這個能力，才算是學會說書。”原來評書不是背書，“光靠背這輩子也學不會評書。評書學到最後，就是要任意拆分、任意組合，都能說得讓人聽得津津有味，行話叫‘攥弄’。”

林遙對自己評書風格的評價是文人氣過重，所以“短打書”（武俠書）到現在說不太好，“要的是打起來那種熱鬧勁兒，我說不精彩，行話叫拿不動這塊活兒，這是我的短處。”但林遙只要抓取到素材，就能用評書講出來。比如抗戰勝利，他就可以做一部抗戰評書，那就是30集的《平北英魂譜》；建黨100周年，他做了百集評書《平北烽煙圖》；2019年世園會召開，做了《評書話世園》；2022年冬奧會開幕，在北京體育廣播做了一檔《登峰：冬奧故事新編》；2024年做了50集評書《延慶長城演義》。這些服務於時代的新評書，無疑展現了傳統曲藝的新風貌。

如果再貼標籤，希望是“一個有文化的作家”

林遙說，作家徐則臣《北上》剛出版的時候，他們曾有過一個對談，“他說的一點特別讓我共情到自身。徐則臣是江蘇東海人，他在淮安念書時，步行10分鐘，就能到達運河邊。他說睡夢中都能感覺到水的流動，他的作品也深受家鄉地域的影響。我生長在北京北部的山區，小時候扔下書包，翻個山頭用不到20分鐘。我覺得這種成長環境預示著我不太懂得變通。遇到事情，有沒有想過繞一下？？想過，但從心裡不肯，覺得不就是個山嗎？繞過去多費勁，直接爬就完了。”

“我以長城為中心的創作不是很多，但長城那種堅固、那種凝視、那種連綿不斷，對我的影響毋庸置疑，所以我做事情沒有說一下做成的，都是很長時間。”林遙玩笑著說，“江浙作家散文的那種空靈勁兒，大概打死我也寫不出來，這沒辦法，這是我走過的路。”

林遙現在特別想撕掉武俠研究者的標籤，雖然他還在書寫與百年家國同呼吸共命運的大武俠時代，心頭縈繞著武俠的悲傷與歡欣、成長和變化，但他想要探討的是群體和時代的關係。

“如果再貼標籤，我希望是‘一個有文化的作家’。”林遙對文化的定義是“文以化之”，“一個人通過大量閱讀，沉浸思考，錘鍊自我，再經由他表述出來的，就是我理解的文化。”

“我就是一個在長城外、山腳下長大的基層作家，沒有太大的名氣，也不能做暢銷書作家，但我對得起寫作者的身份。”林遙書房的書桌上有一座魯迅坐像，背後的書架上是《魯迅全集》，“魯迅是我的偶像，寫作時，我經常告誡自己，要始終保持說真話的底線。”

因為對長城的熟稔，林遙接下來可能會寫關於長城題材的小說，“書名可以叫《大明邊牆》，長城修築於明代，寫那個年代守衛長城人的生活和境遇。”但林遙笑笑說，恐怕一時半會兒完成不了，“很多選題都是寫了開頭開了章節，沒有結束的計劃，限於體力，限於中年人的身份，也難。”

文/本報記者王勉供圖/林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