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九點零五分，川藏山村。

女明星沐浴在太陽雪中，旋轉鏡頭，讓她顯得更美。節目名打出后，她旁白：“普普通通的人，大家都有普普通通的小家，普普通通的一切……”字幕寫著：“拾起勇氣的第三天”。

仿佛，來到“普普通通”的小山村，就讓這位頂流女藝人有了“勇氣”。

彈幕上，則是一片“老婆我來了”“老婆我愛你”的留言。

這是趙露思的綜藝節目《小小的勇氣》第二期開場片段。節目開播前，其實，很多觀眾（不僅是趙露思粉絲）是抱有期待的。但在 3 月 28 日播出後，卻遭遇了大規模差評。

作為國內首檔以抑鬱症患者為主角的綜藝，選題足夠大膽，趙露思親自下場分享自己的心路歷程，試圖撕掉“矯情”“脆弱”等貼在抑鬱症身上的標籤。然而，節目上線後，現實狠狠打了理想一巴掌。從內容策劃到執行落地，這檔綜藝幾乎在每個環節都翻車，不僅沒能治癒觀眾，反而成了“致郁秀”。

不過，播到第三期，網友連批判都顯得意興闌珊了，因為——實在無趣。第一期獲得的差評，沒有變成這檔綜藝“黑紅”下去的資本（不像《再見愛人》），反而裹足不前。想必，節目組也在往回收，不想出什麼幺蛾子。

即便關注度走弱，但整個綜藝仍然充滿了弔詭的“錯位感”，讓該節目成為觀察明星真人秀的一個視窗。第一期播出後，有部分網友評論說趙露思“何不食肉糜”，倒不至於如此，初衷上，我們認為是好的，只是執行有很大的差池，才導致群嘲局面。所以，還是要回歸到製作層面，來剖析這檔節目的內核問題。

一言以蔽之，《小小的勇氣》試圖將社會議題肢解為可複製的流量模組，用偽善的“關懷”掩蓋困境濫觴，最終在城鄉對沖的斷裂帶上，完成了一場階級錯位的荒謬敘事。

｜問題在哪：立意與執行的斷崖式落差

從立意上看，《小小的勇氣》有野心——它借趙露思的抑鬱症故事，把心理健康這個話題擺上檯面。在國內，抑鬱症還被不少人當成“閑得慌”的病，老一輩尤其覺得“踹兩腳就好了”。節目直面這個敏感點，試圖告訴大家：抑鬱症不是鬧著玩的，是真病，得正視。

節目組估計是想用她的故事當引子，喚起大眾對抑鬱症的關注，甚至給那些不敢吱聲的患者撐起一片天。趙露思作為公眾人物，願意公開自己的心理掙扎，也算豁出去了。她聊事業壓力、聊輿論圍剿下的迷茫，試圖拉近和觀眾的距離，這種袒露自我的“誠懇”，以及她聲稱要捐出自己參加綜藝的報酬，都應該點讚。

然而……

節目組把趙露思扔到了山村，要用田園風光“治癒”她。鏡頭裡，她漫步田間，背景綠意盎然，配樂悠揚得像文藝片，仿佛下一秒陰霾就能被風吹散。

Excuse me？抑鬱症是這麼治的嗎？但凡有點常識都知道，抑鬱症不是“心情不好”那麼簡單。它是大腦神經遞質失衡、心理創傷和社會壓力疊加的產物，靠曬太陽散步能好？

這操作，天真得像個剛畢業的大學生，滿腦子浪漫幻想，卻壓根兒不懂現實。 說鄉村生活治癒，那倒是沒錯，換個環境確實能讓人鬆口氣，可抑鬱症不是感冒發燒，找個地方吹吹風就能痊癒。它需要專業干預，比如認知行為療法、藥物支援，甚至長期的心理諮詢。

節目裡呢？就靠景色和濾鏡硬堆“治癒感”。趙露思在那兒發呆，旁白硬 cue “自然的力量”，這是在治病還是拍 MV？

這種呈現，簡直是把立意的高樓活生生給拆得七零八落。 更離譜的是，這種“鄉村治癒”的設計壓根兒沒抓住抑鬱症本質。趙露思聊的那些壓力——事業瓶頸、負面評論——確實是她的痛點，可節目組非要她去農村散步、聊天，就不會抑鬱了？這內容和主題脫節得太離譜，觀眾看得一臉懵逼——是想科普還是想拍田園偶像劇？

節目組不僅誤解了抑鬱症，還美化了鄉村現實，把一個嚴肅心理健康議題拍成了小清新 MV。這不是治癒，這是 Cosplay。

因而，《小小的勇氣》完全暴露出了工業化綜藝的致命病灶——將抑鬱症簡化為可消費的選題標籤。製作團隊顯然套用了近年流行的“苦難體驗”公式：明星 + 反差場景 + 情緒宣洩 = 熱搜預定。這種流水線操作，本質是將複雜的社會議題封裝成“人文關懷罐頭”，貼上過期作廢的虛偽保質期。

節目里，刻意放大趙露思的“患者”身份，卻剝離其具體生存語境——不追問頂流小花為何抑鬱（比如趙露思曾控訴被經紀公司惡意壓榨），不探討行業畸形的工時制度，反而將她空降到與病症毫無關聯的鄉村場景。這種操作如同將癌症患者送進菜市場，要求通過觀察白菜價格獲得治癒。

更深層的製作倫理失範，在於對參與者安全邊界的踐踏。試問，趙露思看完各方網友的吐槽，會不會加重抑鬱？而這正是製作方為追求戲劇衝突刻意製造的險境：通過放大明星的“脆弱表演”，刺激觀眾產生極端情緒反應。

｜階級錯位：日薪 208W 和 150 元

節目組精心構建的“鄉村治癒神話”，在階級錯位中轟然倒塌。

顯然，製作團隊深諳城市中產的審美趣味：將農村簡化為“精神避難所”——鬱郁的群山、憨厚的村民、慢節奏的生活。這種李子柒式的美學包裝，本質是對真實農村的“符號化劫持”。

山村可能很寧靜，但並不純粹。

當鏡頭聚焦趙露思體驗山村生活時，刻意規避了背後的生存重壓：物品漲價導致的成本焦慮、青壯年出走後的工作力斷層、資源覆蓋不足的困境。節目中被虛化的背景人群，實則是中國數億農民的縮影——他們的精神困境從不被看見，因為生存才是最重要的課題。

這種荒謬敘事，在趙露思與農村手藝人對比下達到頂峰。那個“一天賺 150 元”的爺爺，恰似一記響亮的耳光，抽碎了製作方精心編織的田園童話——當傳說中的日薪 208W 們“表演”痛苦時，真正的苦難卻在鏡頭外沉默。

趙露思在節目里聊自己的抑鬱經歷，低谷時的迷茫、無助，甚至崩潰大哭，這些情緒是真實的。抑鬱症不挑身份，有錢有名也照樣中招，這點毋庸置疑。但問題在於，她的痛苦跟普通觀眾（更別說是農民了）的現實，隔著一條無法逾越的鴻溝。

她是誰？90 後流量小花，片酬動輒千萬，住豪宅，開豪車，粉絲無數。她的“低谷”是事業瓶頸、輿論壓力，可能還有自我實現的焦慮。

而普通觀眾呢？996 加班到淩晨，工資勉強夠交房租；很多農民一年辛辛苦苦還沒白領一個月多。他們的抑鬱，可能來自生存的壓迫，連停下來喘口氣都是奢侈——更遑論抑鬱。

趙露思對著鏡頭訴苦，旁邊是辛苦勞作的村民，這畫面怎麼看怎麼刺眼。不是她不該痛苦，而是她的痛苦在觀眾眼裡，太“高級”，太遙不可及。

試想一個場景：一名富豪站在乞丐堆里喊“我好苦啊，你們懂我嗎”，乞丐會感動嗎？大概率是翻白眼，甚至想動手。

趙露思在鄉村“治愈”時，節目組還讓她感慨鄉野的“純粹”，這不就是在往觀眾心口上撒鹽嗎？網友的反應很直接：“年入幾百萬還抑鬱？我連藥都吃不起！”

這類橋段，直接讓節目失去了共鳴的基礎。觀眾不感動，反而憤怒，覺得趙露思是在“賣慘”，甚至懷疑她拿抑鬱症炒作。節目組本想拉近明星與觀眾的距離，結果硬生生挖出一道更深的溝。

這種共鳴斷裂，可以用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 · 布爾迪厄提出的“文化資本”理論來解釋——趙露思作為都市中產階級的代表，擁有豐富的經濟、文化和社會資源，她的抑鬱敘事帶有明顯的精英色彩。而鄉村觀眾或城市底層勞動者，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社會場域，他們的情感表達和生存經驗與趙露思的敘事格格不入。

節目本想傳遞正能量，結果卻成了負面情緒的放大器。因為，他們忽視了階級差異，試圖用趙露思的個人故事強行“感化”所有人，結果適得其反，激起了觀眾的逆反心理。

由於階級錯位，趙露思的真誠被架空，她的痛苦在觀眾眼裡成了“矯情”，直接讓困於生活的普通觀眾共鳴坍塌，只剩憤怒。

｜輿論反噬：綜藝下鄉潮的公式化

近幾年，綜藝圈掀起了一波田園熱，從《嚮往的生活》到《一起種地吧》，明星下鄉成了標配。套路都差不多：嘉賓吃點苦，享受一下田園生活，最後來個昇華，感動得稀里嘩啦。

這公式用得太多，早成了陳詞濫調，大家對濾鏡下的鄉村生活早就審美疲勞，看多了就膩了。

《小小的勇氣》偏偏還要擠這條老路。非但沒跳出窠臼，還把一個敏感題材硬塞進老套路，結果既沒深度也沒看點，活脫脫成了“偽治癒秀”。觀眾不是傻子，你拿過時的東西糊弄，誰買帳啊？

節目套路本身就夠空洞了，硬按在抑鬱症題材上更是災難。節目組沒想過突破套路，也沒深挖主題，就指望慢鏡頭和濾鏡救場。結果呢？觀眾不僅沒被治癒，反而更煩躁。

節目組要是真想幹點正事，可以讓趙露思跟心理醫生聊聊治療過程，或者跟城市青年聊聊壓力來源。非要下鄉幹嘛？就為了蹭個治癒風？這不叫科普，這叫誤導。

播出後，網友罵了，有人甚至覺得抑鬱症就是“有錢人閒得慌”。這不正好加深了社會偏見嗎？節目組本想破除誤解，結果反倒給抑鬱症貼上了更負面的標籤。內容策劃的淺薄和不專業，直接讓這檔綜藝從“治癒系”滑向了“致郁系”。

因而，這檔綜藝最危險的“毒性”，在於其對社會認知的結構性破壞。節目組打著“科普抑鬱症”的旗號，卻在實際操作中強化了三大認知謬誤——

地域決定論：將抑鬱症歸咎於“城市病”，暗示農村不存在精神困境。這完全背離醫學常識——世衛組織數據顯示，農村抑鬱症就診率低，源於“病恥感”與醫療資源匱乏，而非發病率差異。

苦難對沖論：通過展示體力勞動的“苦”，消解精神痛苦的正當性。你一個賺幾百萬的明星，跟我展露生存的痛苦。這種邏輯鏈暗含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實則是對患者尊嚴的二次踐踏。

速效治癒論：幾天鄉村體驗就能緩解抑鬱癥狀的敘事，無異於宣稱“抑鬱症是意志力薄弱”。這種反智論調將導致真實患者延誤治療，而後續輿論更可能讓趙露思加重抑鬱。

實際上，抑鬱症是一種多維度疾病，涉及生物學（如神經遞質失衡）、心理學（如認知扭曲）和社會因素（如人際關係破裂）。根據探索心理學之父阿倫 · 貝克的認知理論，抑鬱症患者常陷入負性思維模式，對自我、世界和未來持悲觀態度。這種狀態下，他們需要的是結構化的支援，而不是節目里那種隨意的“自然療法”。

《小小的勇氣》將趙露思的抑鬱經歷簡化為“鄉村治癒”，完全忽略了疾病的複雜性。心理學研究表明，環境改變可能對輕度情緒問題有説明，但對臨床抑鬱症效果有限。更何況，趙露思在鏡頭前暴露脆弱，還要應對輿論壓力，這本身就可能加劇她的焦慮和自我懷疑。

｜思考建議：回歸專業與真誠

紀錄片《囚》導演馬莉曾連續五年跟拍精神疾病患者，其核心方法論值得借鑒：拆除鏡頭與拍攝對象的權力關係。若《小小的勇氣》真有勇氣，就該讓趙露思脫離劇本，直面其真實困境。

內娛的真正問題，究竟是什麼？也就是導致趙露思出現病症的原因——這才是值得深挖的礦脈。

一檔真正具有社會價值的綜藝，應該追蹤明星天價片酬背後的血汗鏈條，曝光經紀合同中的霸王條款，刺破行業膿瘡，而非隔靴搔癢。這種直面資本的勇氣，遠比下鄉作秀更能觸及抑鬱症的社會病灶。

讓鏡頭下的 Ta，掌握敘事主權。

比如，韓國綜藝《工作室》就提供了一個合理參考樣本：讓參與者自然呈現工作日常，抑鬱症患者的掙扎通過細微神態而非誇張臺詞傳遞。對比之下，《小小的勇氣》用特寫鏡頭放大哭泣、刻意安排“情緒崩潰”橋段，本質是將病症異化為獵奇景觀。

祛除“奇觀化”呈現，拒絕戲劇性的“苦難消費”，回歸專業和真誠才是王道。否則，再好的立意，都是白搭。

《小小的勇氣》本有機會成為一檔有深度的綜藝，卻因階級的錯位和套路的濫用摔得稀碎。

作為一線明星，趙露思擁有普通人難以企及的經濟和社會資本。她的抑鬱敘事，某種層面上帶有精英階層的“矯情”（相對普通人而言），與多數普通觀眾的生存經驗脫節。因而，她所謂的“痛苦”像是“奢侈品”，難以引發共鳴，反而激起了對立情緒。

更弔詭之處在於——當大明星試圖從“普普通通”中尋找“勇氣”時，其實是對“真正普通”觀眾的一種嘲諷，言外之意是：“做名人難……做個普通人才幸福！”

嘿，想啥呢？要不，您退圈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