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 曲鵬

通訊員 孟肖

當駝鈴穿越千年風沙，玄奘西行的足跡在絲綢之路上刻下永恆的印記。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安福帶領團隊以雙腳丈量萬里絲路，用鏡頭定格殘垣古寺，將《大唐西域記》的文字密碼轉化為可觸可感的時空對話。他們在別迭里河谷經歷車輛“高反”的險境，在高昌故城觸摸回音壁的智慧，在唐蕃古道見證信仰的力量——這不僅是一次學術遠征，更是對當代“一帶一路”精神的文明溯源。張安福教授與團隊將震撼人心的文化探索之旅記錄在“走讀絲路”叢書中，既是對歷史的深情回望，更是對當下文化傳承的生動註解。

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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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到現場，觸摸歷史

齊魯晚報：近年來關於絲綢之路的書籍層出不窮，是什麼啟發您創作這樣一套“走讀絲路”的叢書？它與其他同類書籍相比，有哪些獨特的視角？

張安福：多年來，我們團隊深耕絲綢之路領域，持續開展研討與課題研究，多次奔赴實地，對絲綢之路相關遺存進行細緻入微的調查。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僅收集到海量珍貴的一手資料，更在一次次的探索中收穫了對絲綢之路深刻獨到的感悟。從絲綢之路文化傳承的角度而言，這套“走讀絲路”叢書的出版如一座橋樑，為大眾搭建起一條通往絲路歷史深處的便捷通道。叢書以生動鮮活的筆觸、一絲不苟的嚴謹態度，系統整合了散落在歷史長河各個角落的絲路文化碎片，使讀者能夠清晰真切地觸摸到絲路文化的發展脈絡。

《跟著玄奘走絲路》

張安福 主編

琳 著

嶺南古籍出版社

齊魯晚報：在研究絲綢之路的過程中，您選擇了親身重走路線、親到現場的方式。您認為這種實地考察對絲綢之路的研究具有怎樣的獨特意義？它如何幫助我們更深入地理解歷史與文化？

張安福：通過實地考察，我們得以近距離接觸絲綢之路留存至今的各類遺迹，像土遺址、城址、烽燧以及佛教遺址等。這些遺跡見證了絲綢之路往昔的輝煌，它曾是中國對往的國防要道、貿易通途，也是重要的信仰之路。在考察過程中，我們能夠親手觸摸歷史脈絡，深切感受絲路文化的厚重。這種親身體驗，讓我們對歷史與文化的演進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這對於傳承絲綢之路文化而言至關重要。只有親身經歷過，才能更真切地體會到那些古老遺迹背後所承載的文化內涵，才能以更鮮活、更立體的形式向讀者講述絲綢之路的故事。

齊魯晚報：在“重走玄奘之路”的過程中，您和團隊是如何規劃考察路線的？是否完全按照玄奘當年的路線進行？在行走過程中，您遇到了哪些挑戰，又是如何克服的？

張安福：我們依據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對路線的清晰記載來規劃行程，著重對玄奘所述與現今遺存相契合之處展開重點考察。行程從中國出發，途經中亞，最終抵達南亞。行前，我們做好了各項報備工作，針對沿途的碎葉城、怛羅斯等地，深入探究玄奘路線，確認其作為貿易與信仰之路的歷史地位。

然而，挑戰也隨之而來。在翻越天山（即玄奘提及的凌山山口）時，困難重重，天氣變幻無常，國境線還有手續辦理等諸多問題。2021年4月，我們再次前往烏什縣考察。離開別迭里烽燧遺址後，便沿山道進入別迭里河谷。當時積雪融化，司機擔心返回時道路結冰難以通行，而且隨著海拔不斷升高，車子出現“高反”，頻繁熄火。於是，司機建議我們稍作停留後儘快返程。別迭里山口海拔4269米，“別迭里”意為“付出代價”。最終，我們在距離界碑12千米處無奈返回，至今仍深感遺憾。在今天有那麼多工具輔助的情況下，我們都無法穿越那座雪山，不禁讓人感慨，玄奘一行人當年竟能徒步翻越，實在令人欽佩。

當年玄奘在翻越淩山時，內心肯定波瀾起伏。一個又一個侍者在眼前被凍死，讓他身心遭受極大煎熬。這段刻骨銘心的經歷伴隨了玄奘一生。回到長安后，他曾對弟子說他們當時在山中整整走了7天，歷經磨難，才走出淩山，隊伍中很多人被凍死，近一半的牛馬也未能倖免。玄奘不願再回憶這段慘痛經歷，但在他“冷病”發作時，那些記憶仍會不由自主地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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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路遺韻，求索千年

齊魯晚報：玄奘是《西遊記》中唐僧的原型。在您的研究和行走中，您認為玄奘是一個怎樣的人？

張安福：玄奘這一路上的經歷，遇到了很多超出想像的艱難險阻，也經歷過很多誘惑，但他都能堅守內心的原則，目標明確且毫不動搖。同時，玄奘也是一個真誠懇切、對國家滿懷敬意與忠誠的人，這種精神著實令人由衷敬佩。玄奘作為絲綢之路文化傳播的關鍵人物，他堅韌不拔的品質正是絲路文化傳承所不可或缺的象徵。

齊魯晚報：在吐魯番高昌故城遺址，有一處“玄奘講經處”。在高昌國的經歷對玄奘後續的旅程產生了怎樣的影響？這段經歷如何塑造了他後續的取經之旅？

張安福：當年，高昌王麴文泰與玄奘初次相逢，便如同多年老友，並結為兄弟。麴文泰對玄奘盛情挽留，可玄奘一心向佛，立志前往佛祖故鄉求取真經，面對高昌的富貴榮華，他絲毫沒有動搖。最終，麴文泰被玄奘的堅定所打動，決定舉全國之力支援他西行求法，不僅為玄奘準備了從高昌以西直至突厥可汗控制區域內24個國家的國書，還在每封國書後附上厚禮。也正因為如此，玄奘此後的旅程順暢了許多，減少了很多沿途的艱難阻礙。

玄奘在高昌逗留的十多天里，開壇講法，其講經之處至今仍留存著。2017年盛夏，我們抵達高昌城，遠處的火焰山猶如燃燒的赤焰，火紅奪目。唐代邊塞詩人岑參曾描述這裡“火雲滿山凝未開，飛鳥千里不敢來”，《西遊記》中“唐三藏路阻火焰山，孫行者三調芭蕉扇”的故事，正是以此景為原型創作的。

我們也特意前往“玄奘講經處”，那是一座頗為壯觀的建築。講經堂平面呈圓形，週邊是方形院牆。中間牆壁分上下兩層，上層向內收縮，這樣的設計能起到隔音與消除回音的效果，確保無論遠近的聽眾都能清晰聽到講經聲，彷彿穿越時空，我們都感受到當年講經的莊重場景。

在高昌國的這段經歷，讓玄奘深刻認識到藉助王權支援佛教傳播與取經事業的重要性，對他後來與印度國王及唐太宗李世民建立良好關係產生了深遠影響。

齊魯晚報：比玄奘早兩百多年，東晉時期的高僧法顯也曾西行取經。儘管路途艱難，但信仰的力量推動著他們前行。您如何看待佛教在絲綢之路形成過程中的意義？

張安福：在古代，佛教徒的西行求法和東行傳法活動，給絲綢之路的路線帶來了極大拓展。拿法顯來說，他在70歲的高齡還踏上了西行求法的道路。雖然他走的路線和玄奘不太一樣，但兩人都經歷了數不清的艱難困苦。他們這種勇敢的探索行為，既展現出堅定的信仰，又為絲綢之路增添了豐富的文化底蘊。

早期的絲綢之路，既是文化交流的通道，也是商業貿易的要道。當時，商業往來大多圍繞奢侈品交易展開，而佛教是早期主要傳播的信仰。有意思的是，宗教團隊和商貿團隊常常一起出行。宗教團隊能給商隊提供精神上的支撐，讓商人們在艱苦的行程中得到心靈的安慰；商隊則給宗教傳播提供物質方面的説明，使佛教能夠在更廣泛的地方傳播開來。這兩者相互依靠、互相促進，共同推動了絲綢之路走向繁榮，佛教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文化紐帶的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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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互鑒無疆

齊魯晚報：玄奘西行是絲綢之路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您如何看待玄奘在絲綢之路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他的西行之旅對後世的文化交流產生了哪些深遠影響？

張安福：唐代高僧玄奘，在貞觀元年（627年）從長安出發。他一路穿越西域、中亞等地，歷經千難萬險，最終抵達印度。在印度求法十餘年，於貞觀十九年（645年）返回長安。此後，玄奘將自己的西行經歷著成《大唐西域記》，這部著作填補了7世紀中亞、印度歷史記載的空白，意義非凡。

玄奘被視為絲綢之路信仰傳播的傑出使者，也是佛經翻譯領域的卓越大家，在絲綢之路信仰之路上具有里程碑意義。他的西行之旅引領了後世眾多僧人踏上求法之路，如唐朝的悟空和尚受玄奘影響，前往印度、阿富汗等地交流。玄奘的西行，從某種意義上也極大地推動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與融合，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齊魯晚報：玄奘繞行西域到達天竺，而文成公主和親吐蕃行走的唐蕃古道大大縮短了前往天竺的路程。您如何看待文成公主進藏對絲綢之路的影響？她的和親之旅與玄奘的西行之旅之間是否存在某種文化上的聯繫？

張安福：文成公主進藏開闢了一條從關中經西藏抵達南亞的捷徑。此後，不少人順著這條路前往印度。印度文化經西藏、中亞傳入西域與中原，形成了兩條文化傳播路徑。經西藏的路線雖然距離近，但走起來更加艱難；經中亞的路線雖遠，卻相對容易些。這兩條路線有著緊密的文化聯繫，古老的印度文明與中華文明藉此緊緊相連，絲綢之路見證了世界主要文明體之間的交往、交流與相互借鑒。

為追尋文成公主的足跡，探索雪域高原的歷史密碼，自2018年起，我們開展了對唐蕃古道的考察。考察隊從西安出發，經過天水、蘭州、臨夏進入青海省境內，又從類烏齊進入昌都，沿川藏線經波密、林芝到達拉薩，從拉薩前往山南瓊結考察了藏王墓，此後，又從拉薩經那曲、格爾木、西寧等地返回西安，調研行程近萬公里。我們先後走訪了唐朝的皇家寺廟扶風法門寺以及曾“接文成公主回娘家”的西安廣仁寺；在秦長城的起點臨洮縣遇見“哥舒翰紀功碑”，“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至今窺牧馬，不敢過臨洮”的傳說躍然眼前；在當地老鄉的説明下，考察隊探訪了唐代龍支城所在地青海民和縣古鄯鎮；在湟源縣冒著大雨、跋山涉水尋訪唐蕃曾艱難爭奪的石堡城。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沿途到處流傳的關於文成公主的故事：日月山是文成公主丟下思鄉的寶鏡碎成兩半所化成的山丘，不遠處的倒淌河是為了撫慰文成公主的哀傷而調頭西流；在玉樹，旌幡籠罩下的貝納溝、勒巴溝的岩石峭壁上，處處都是文成公主禮佛時留下的印記。

齊魯晚報：這套叢書中提到了不同歷史時期中國的歷史人物行走絲綢之路的歷程。您如何理解早期歷史階段，中國人在對外探索中所起到的作用？

張安福：千百年來，絲綢之路不僅是東西方貿易往來的主要通道，也是僧侶求法、使團經行的重要路線，先後留下了大量動人的歷史故事，成為今人了解絲綢之路歷史過往的重要題材。早期歷史人物在對外探索中的價值堪比亞歷山大、大流士以及羅馬波斯商人向東的開拓。從張騫“鑿空西域”，到玄奘西行，中國人對外探索的腳步從未停歇，這是中國文明與世界早期文明交流互鑒的有力見證，彰顯了中國人在對外探索中的脊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