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晚報·齊魯壹點 胡玲玲 路董萌 實習生 馬華君 蘇州報導
與以往媒體、教授體驗送外賣不同,近日,蘇州市相城經開區社會事業局副局長張亥秋化身外賣騎手進行沉浸式調研一事得到特別關注。
在分析人士看來,這背後關乎規模超過8400萬新就業群體的社會保障問題。
這個群體包括1000余萬外賣騎手、700余萬網約車司機、490余萬快遞從業者等。長期以來,他們的權益保障不被重視,各類糾紛層出不窮。
在“局長送外賣”和京東、美團等企業相繼為騎手落實社保的背景下,這樣解決問題的思路,似乎讓人看到一個“蘇州模式”的誕生。
但事情並不簡單。政府和企業還要平衡這樣的現狀:新就業群體自身對保障的“模糊”態度——相較於“看不見”的保障,他們現階段更在意看得見的收益。(齊魯晚報·齊魯壹點爆料電話:0531-85193656;郵箱:405617016@qq.com)
7位機關幹部“換位跑”
張亥秋的手機備忘錄裡有4000字的“配送日記”,記錄著他入職外賣騎手兩周以來的“酸甜苦辣”。
“同時接到5單配送,正好遇到下班高峰,電梯每一層都停,我緊張得不行。”
“問了位50歲上下的騎手,去年10月他碰上一場小事故,還沒痊癒,11月就開始繼續上班了,討生活不易。”
“大家都是獨立完成配送,有種疏離感,哪怕在微信工作群裡,同事之間也無法互相叫出名字,往往直接'@'或以外號相稱。”
……
客戶不知道的是,他還有另外一個身份——相城經開區社會事業局副局長。
張亥秋正在送外賣途中
在此前的工作中,為瞭解摸清新就業群體的實際情況,局裡有關部門也曾採取過收集意見、召開座談會等方式。但這次體驗下來,張亥秋的感受卻大有不同,“只有穿上制服,戴上頭盔,騎上電動車,和外賣員們做一樣的事情,才算是真正走進他們的生活。”
同樣參與的,還有相城經開區黨群辦宣傳文化科副科長王銘科,他體驗的崗位是網約車司機。起初,王銘科覺得,工作也許會很辛苦,收入興許還挺可觀,但他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王銘科每天早上8點出門,直至晚上8點甚至10點才結束跑車。他觀察到,網約車平臺抽佣比例高達20%左右,在扣除車輛、充電等成本後,每天至少需要開10小時以上,才能有大約兩三百元的收入,這意味著,網約車司機每個月收入僅有六七千元。
據瞭解,此次體驗的背景是,蘇州1月起在全市範圍內部署開展的“換位跑一次”行動,通過領導幹部沉浸式體驗政務服務,發現市民辦理業務期間遇到的問題,以優化營商環境。
在此基礎上,從2月17日起,相城經開區7名機關幹部脫產兩周,體驗網約車司機、快遞配送員、外賣配送員等新就業群體崗位,檢視本單位業務辦理流程,並把真實感受、心得體會轉化為調研報告,持續推進流程優化再造、服務提質增效。
換位體驗過後,“重頭戲”拉開帷幕:相關部門正在針對體驗中發現的問題進行閉環整改。
比如在不允許外賣騎手騎車進入的社區,騎手與保安形成了一種特殊的默契:騎手將電動車停在社區外,一路小跑到門口,保安迅速地為其刷開門禁,有騎手希望,能早日打通送貨的“最後一百米”。
“很多小區物業管理嚴格,溝通起來會比較耗費時間。”張亥秋建議,通過數位化登記等方法,既能提高外賣員的行動便捷性,也能打消業主對安全隱患的顧慮,探索靈活的解決辦法,而不是“一刀切”地禁止外賣小哥騎車進入。
王銘科提出,網約車司機使用的APP里,有些新建設的基礎設施更新並不及時,應當將這樣的信息即時接入軟體。導航多次播報容易走錯的地方,交通標識的設置還可以更合理。
正在開網約車的王銘科
“換個角度、換個時間,真正到實地看,確實能發現一些之前想不到的問題,不是要‘我覺得好’,而是要‘大家覺得好’。”王銘科表示,3月初的座談會上,7位機關幹部分享了兩周體驗的心得體會,以及發現的問題,這些問題由區委組織部匯總,並協調其他職能部門去解決:驛站新增了點位,完善了配套設施;道路施工影響交通,近期正在處理……
看得見的收益,“看不見”的保障
新就業群關心哪些問題?他們是否留意到與其相關的便利措施和政策保障?近日,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前往蘇州相城區的核心商圈進行實地探訪。
從蘇州環球港商場一路向南出發,不到1公里的範圍內,聚集著包括龍湖天街、天虹購物中心、王府井、大潤發在內的多家商業綜合體,附近還有不少住宅,是當地外賣騎手較為集中的地方之一。
面對可能遭遇到食物灑漏、配送超時等窘境,騎手們很難留出多餘時間思考,“跑起來”是他們的必選項。
正在蘇州街頭奔跑的外賣小哥。路董萌攝
距離龍湖天街北廣場1號門外不遠處,就是“暖蜂驛站(未來環站)”。3月18日下午1點半到2點和晚上8點半到9點之間,除了工作人員外,在屋內歇腳的人只有三四個,其中,並無身著外賣騎手服的人。
“騎手來這裏的時間不會很長,短一點的幾分鐘,長一點也就十幾分鐘、二十分鐘,他們的手機總是響個不停,打個盹就走了。”暖蜂驛站的志願者淩阿姨介紹,在這裡,新就業群體可享受手機充電、免費飲水、微波爐加熱等一系列服務。
幾位正在不遠處等單的外賣騎手,明顯不瞭解這一暖心措施。對於他們來說,充電和喝水的問題能自行解決,如果想要休息,也不會專門繞道來驛站。比起人性化的舉措,他們對於如今的收入水準仍感到擔憂:身邊的新面孔越來越多,訂單“供不應求”。
“我們為這個群體設置的驛站,實際利用率並不高。應該反思一下這些驛站設置在哪裡,才能對騎手更有吸引力。”張亥秋也注意到這一問題,還提出,應該將騎手的充換電需求與現有的“暖蜂驛站”功能相結合。
夜晚的暖蜂驛站。路董萌攝
自2月以來,京東、美團相繼發佈消息,將逐步為外賣騎手繳納社會保險。得知這一變化時,正值開展體驗期間,有騎手也和張亥秋聊起來,彼此之間的語氣都顯得有些興奮。
張亥秋覺得,只有實實在在解決騎手的問題,將他們的社會保障納入企業發展,提升職業尊嚴,才能讓騎手的送貨之路更加踏實。
他還提及,對行業來說,保障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有了新的嘗試,但這無疑會增加企業成本。
這些成本是否會轉嫁給騎手或者消費者?張亥秋認為,這需要實踐給出答案,也考驗企業的管理水準和智慧。或許短期內會影響利潤,但企業發展不只有“最短路徑”,還得找到“最可持續路徑”。
填補新就業群體保障空白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經濟學教授張丹丹團隊通過實證研究,調查了以外賣騎手為代表的新就業群體現狀:騎手參保意願普遍較低,僅有10%的人願意在一定程度上個人支付社保費用。
而且,在社保問題上,“專送”和“眾包”騎手的看法明顯不同。
“專送”的外賣騎手對於繳納社保持有積極態度,也對跨區域社保轉移接續、工傷保險覆蓋範圍等細則有了更多期待。
“眾包”騎手則認為,比起“看不見”的保障,“拿到手的現錢更重要”。現在,他們需要不斷延長工作時間來努力達到之前的收入,並不願為這樣“過渡職業”的社保買單。每天上線接單時,平臺會扣除2.5元用於購買商業保險,很多騎手在老家購買“新農合”,他們覺得維持現狀也還不錯。
自2022年7月1日起,北京、上海、江蘇、廣東等7省市在出行、外賣、即時配送、同城貨運行業開展“新職傷(即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2025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王曉萍表示,試點省份將從7個增至17個,並逐步推廣至全國。
與工傷保險不同,“新職傷”不以存在勞動關係為前提,也不以工資總額為繳費基數,而是由平臺企業採取按單計費方式,按月訂單量申報繳費。以外賣行業為例,“新職傷”可以覆蓋到每一個人、每一個訂單。即使騎手只送了一單,在工作期間受傷依然可以申請職業傷害保障待遇。
有專家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試點在職業傷害認定與待遇給付方面仍遺留以下問題:如職業傷害認定完全排除疾病因素是否合理,如何化解繳費與待遇支付環節水準差為基金可持續性帶來的風險,以及如何解決平台企業為短期從業者支付生活保障費用的公平性與實現職業傷害保障全面性的矛盾,這也是留給下一輪試點的主要難題。
正在蘇州街頭等單的外賣小哥。路董萌攝
202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強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推進擴大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在不久前的全國兩會上,許多代表委員為織密新就業群體權益的“保護網”建言獻策。
新就業群體通常無需與企業建立長期雇傭關係,通過專案合作、平臺接單等方式實現靈活對接。與之相對應,他們與平台之間往往缺乏傳統意義上的勞動關係,勞動關係認定的複雜性無疑會影響新就業群體正常享受相應的職業保障。
如何填補新就業群體保障領域的空白?這道擺在社會面前的“必答題”,亟待一個切實有效的答案。
“當前,傳統的社保模式並不能完全適配於新就業形態。”蘇州大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系教授劉素素在接受齊魯晚報·齊魯壹點採訪時表示,由於處於相對靈活卻缺乏穩定性的工作狀態,且流動性高,新就業群體通常更關注當下收入,因此,需要建立一套具有針對性、且包容度高的保障機制。而且,新就業形態的工作類型也存在較大差異,例如外賣騎手和網路主播,他們的訴求不同,這就需要細分到行業,去談相應的保障。
《北京人口發展研究報告(2022)》數據顯示,外賣騎手年齡在21-30歲間的佔比為51%,老年和疾病帶來的風險不高,自願參保高繳費和高待遇水準職工保險的比例很低。
劉素素認為,“部分靈活就業者沒有認識到社保的重要性,所以他們沒有視社保繳納為必需。理想的狀態是,在全面推行社保之前,要讓新就業群體有得選。”
華東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教授田思路以閩南地區外賣騎手為研究物件,發表了一篇名為《平臺從業者職業傷害保障的困境與模式選擇:以外賣騎手為例》的論文,文章指出,96.21%的騎手認為自己面臨的職業傷害風險比較大或非常大。
“鑒於新就業形態的特殊性,涉及健康安全底線的保障措施,例如意外傷害險等,應納入強制購買範圍。”劉素素強調。
3月20日,京東外賣宣佈,目前已與超10000名全職騎手簽署正式勞動合同。
換位體驗能否催生“蘇州模式”
與以往媒體、教授體驗送外賣不同,有分析人士指出,“局長送外賣”一事受到特別關注的原因在於,這種“沉浸感”打破了政府工作人員與被服務對象的信息壁壘,使政策設計不再停留於抽象的數據。
“剛來蘇州的人選擇送外賣這類工作時間靈活的工種,可能同時也在尋找留在這座城市、有更好發展方向的機會。”在體驗的過程中,張亥秋還發現,做騎手可能是部分年輕人來蘇州的第一份工作,他們更需要具體的幫扶來紮根。
劉素素也提到,可以對新就業群體開展職業培訓,提升他們的發展空間。她建議,政府通過購買服務等手段,引入社會組織、社工機構、行業協會等第三方力量。“這種方式不僅能夠彌補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難以避免的滯後性,還能更精準、高效地回應新就業群體的實際需求,幫助其實現更長遠的職業規劃。”
翻閱過往的資料不難發現,蘇州在保障新就業群體上做足了功夫。
據最新一輪蘇州工業園區新就業群體走訪調研情況統計,截至目前,在餓了么、達達、滴滴出行、叮咚買菜等7家平臺上,活躍在蘇州工業園區的司機和騎手已有近1.6萬人。位於城市中心地帶的金雞湖街道,是園區人口密度最高、商貿活動最頻繁的區域,自然也就成了外賣騎手們最集聚的區域。
這裡,蘇州首個新業態新就業群體“友好樓宇”——中國太平金融大廈里,為解決騎手的吃飯問題,開設了專門的食堂:一大葷一小葷一素一湯只要12元。離食堂不遠,一樓大廳內還設置了“星”騎士加油站,供騎手們空閒時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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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最高人民法院批複設立的全國首家也是唯一一家專業化勞動法庭,蘇州勞動法庭發佈的《涉新就業形態糾紛案件審判白皮書》寫明,在新就業形態外賣騎手、快遞員、網路主播、網約車司機四類群體的706件一審案件中,發現侵權類糾紛佔比近80%。
“新業態用工模式給司法實踐帶來新挑戰,也為勞動審判工作的創新發展提供了新機遇。”蘇州勞動法庭副庭長沈軍芳曾公開表示,樹立貫徹“雙保護”司法理念,促進蘇州新經濟業態持續釋放創新活力。
這裡所提到的“雙保護”,指的是保障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和促進平台經濟健康規範發展並重的司法理念,依法保護雙方的合法權益。
一方面,訴求確認勞動關係的本質是獲取勞動權益,是更為公平的分配機制,而確認勞動關係一旦泛化,可能扼制平臺用工發展和創新;另一方面,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付出勞動創造價值,如其人身損害、疾病、退休養老等情況得不到充分保障,有失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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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解決問題的思路,似乎讓人看到一個“蘇州模式”的誕生——通過沉浸體驗、多方協同、精準服務、司法保障等多方面的舉措,為新就業群體權益保障進行有益的探索。
在劉素素看來,提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安全感”,是一個需要長期推進的過程,政策設計者必須充分傾聽這一群體的實際需求,如果他們的聲音被忽視,制定出的條款就會存在視角上的偏差,無法切中要害,回應實際問題。以尊重和理解為基礎,這種治理手段的“柔性創新”值得肯定。其他地區在借鑒時,不必拘泥於形式上的一致,而應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探索契合本地新就業群體期盼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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