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3月9日浚縣啟動大傻山摩崖大佛及石刻綜合保護本體修繕項目以來，這座“全國最早、北方最大”摩崖大佛的修繕進度牽動著眾多文物保護者和愛好者的心。

近日，記者來到浚縣大傻山景區天寧寺看到，工作人員正採用專業設備有條不紊地推進修繕專案。

全方位除塵近200公斤，為後續精準“診斷”打好基礎

記者看到，由於該專案是大型整體修繕工程，大佳山摩崖大佛周圍布滿腳手架和木板，從大佛樓底到樓頂共10層，上下靠梯子連接，腳手架邊緣加裝防墜網、防護網。技術人員還利用墊板、防火地毯、防撞套等使腳手架不接觸摩崖大佛本體，從而更好地保護文物本體。

穿過防護圍欄，順著樓梯而上，記者看到22.29米高的磨崖大佛正被縱橫交錯的腳手架環繞。大佛藍色的發髻莊嚴而獨特，紅色的眉心清晰可見，面部乾淨整潔，藍色服飾花紋精美絕倫……正面觀察大佛，其莊嚴肅穆、氣勢恢巨集的特點更加突出。

“我們現在看到的景象，都是技術人員為大佛清洗表面污染的成果。”浚縣文廣旅局工作人員王曉飛介紹，由於摩崖大佛的地理位置特殊，其上半身容易覆蓋塵土，修繕項目啟動1個月以來，技術人員首先重點對大佛進行除塵，目前已全方位除塵近200公斤。

修繕項目現場相關負責人、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工作人員張俊傑告訴記者，為大佛除塵清洗與家庭日常清潔完全不一樣。按照文物保護工程不改變文物原狀的原則及最小干預原則，技術人員要根據不同情況使用不同工具，大面積塵土用真空吸塵器，小面積塵土用軟毛刷、洗耳球、棉簽等，彩繪處的頑固積塵用軟毛刷、低溫冷蒸氣，還得細心避開龜裂處避免傷害顏料層，崖石壁處用高溫蒸氣清洗……

全方位的除塵清洗不僅成功再現大佛初時風采，也有助於提高科技診斷儀器測量數據的精準度。

科技助力大佛全面“體檢”，為全方位保護賦能

記者在專案現場看到，多名技術人員正運用不同的儀器為大佛“診斷”。“這是紅外成像儀，通過它，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片區域是否有滲水。”“這是三維激光掃描設備，可以留取大佛的整體資訊，將來可以利用三維掃描進行數位化建模，以便展示或其他應用。”技術人員一邊作業一邊介紹。

王曉飛介紹，與以往相比，此次保護工程運用了更多科技力量，專家團隊將採取更精準有效的措施，保護好這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據介紹，因長期遭受自然因素、人類活動的影響，摩崖大佛本體早已出現淺表層粉化剝落、石質開裂等現象，空鼓、滲水、溶蝕、鹽害、微生物等病害也嚴重發育。

“治病要治本。正是有了科技的助力，我們才能更準確地找到大佛的‘病因’。”在張俊傑看來，建立數位檔案可以更好地保護大佛，讓不可移動的大佛“走出去”“活起來”。

因此，項目團隊分別採用紅外熱成像、地質雷達、超聲成像等手段，更深入地了解裂隙和水害的分佈，找到了滲水的主要問題。項目團隊通過檢測和大量計算，便知道哪個地方有空鼓、哪個地方有裂隙，便於後期利用不同材料進行補充、灌漿或填充加固。同時，技術人員還藉助硬度計、便攜式XRD等高科技設備，探測分析了大佛的表層含水率、表面顏料成分、岩石矿物成分、佛身各部位超聲波數值、硬度值等技術參數，為大佛病害發育程度及成因分析提供了基礎資料，從而更好地為大佛形成“體檢報告”，也為大佛的科學、系統保護提供了數據支撐。

而在更多看不见的地方，科技同樣發揮著重要作用。比如，技術人員通過對大傻山溫度、濕度、風向、風速、岩石體溫、紫外線強度、岩體裂隙等因素開展監測，掌握了文物環境和本體病害變化狀況。

張俊傑介紹，由於大佛體量巨大，即使有了科技的加持，修繕工程仍面臨著不少難點。例如，在超聲波裂隙檢測環節，為了獲取更加準確的數據，技術人員只能局部作業，每10釐米設置一個檢測點位，而為大佛整體檢測一次需要在2萬多個檢測點作業。接下來，項目團隊將抱著“每一寸都要檢測”的目標進行作業，最大限度獲取文物的數據資訊，從而更好地還原文物本真。

考古調查新發現，為大佛開鑿時間再添佐證

得益於保護工程的開展，工作人員有機會藉助腳手架，對大佛進行近距離的考古調查，收穫了不少考古新發現。

王曉飛介紹，他們在大佛左肩處崖壁上發現兩個佛龕，其中一個佛龕寬35釐米、高40釐米，這與1925年一則有關大佇山大佛的新聞相吻合，也間接佐證了大佛的開鑿年代。

據介紹，1925年，某刊物發表了一則“發現瓷質古佛，在大佳山十丈佛堂發現”的報導。報導的內容是，浚縣大傻山十丈佛堂發現一尊古瓷佛像，被人以鉅資購買。瓷佛發現於十丈佛座後壁最高處，原用方尺石碑鑲於牆中，由於石碑墮落，瓷佛出現。石碑上的字跡略可辨認，為“僧忍慈奉鳩摩羅什大師命藏此”。可惜的是，“碑為當地小兒玩弄破碎”。

據悉，石碑上提到的“僧忍慈”雖無史料記載，但“鳩摩羅什大師”卻是有史書記載的高僧。據佛教史書《高僧傳》記載，鳩摩羅什大師是十六國時期後秦的高僧。

“關於大佛的開鑿年代自古便有爭論，我們這次發現的佛龕，為大佛的開鑿年代再添佐證。”王曉飛說，爭論的焦點在於大佛的建造並無確切的關於開鑿時期的資料，只能根據大佛形制、周圍石刻、各種文史文獻等資料判斷。

在明代崇禎七年（西元1634年）主修的《浚縣誌》中，有“石勒依佛圖澄之言，鏟崖石為佛像，高尋丈，以鎮黃河”的記載。其中，石勒是十六國時代后趙的皇帝，這意味著大佛是後趙石勒執政時期所建造。若“僧忍慈奉鳩摩羅什大師命藏此”的記載真實，便說明大佛在十六國後秦時期已經鑿成，與“石勒依佛圖澄之言，鏟崖石為佛像，高尋丈，以鎮黃河”的記載時間可以相互印證。

此外，浚縣文廣旅局的工作人員還在大佛樓的崖壁上發現了古人開挖的防止滲漏水侵蝕大佛的排水溝及遺存的圓形、八邊形柱礫等，這些實物資料對未來研究大佛本身沿革和古建築特點、構造、建造時代有重要價值。

來源：鶴壁日報

編輯：秦 瑞

複審：程彥強

終審：李改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