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漢市一位工程師楊先生的求職經歷在網上引起熱議。2024年4月，擁有十餘年行業經驗的楊先生通過面試獲得某公司下屬企業28萬元年薪的錄用通知。誰知一個月後企業以“業務架構調整”為由單方面毀約，崗位憑空消失。為入職，楊先生已拒絕其他工作機會並著手準備，最終他被迫訴諸法律。經武漢市新洲區法院調解，企業賠償4.5萬元。

從高薪邀約到崗位“蒸發”，從滿懷期待到對簿公堂，本應職場雙向奔赴的佳話最終以4.5萬元賠償畫上句號，這讓更多的人關注職場誠信的問題。

楊先生的案例絕非孤例。2024年某主播因企業臨時取消錄用損失半年收入，獲賠13萬元。數據顯示，近三年全國勞動爭議案件中，約12%涉及錄用通知書違約。某招聘平台數據也顯示，2023年企業單方面取消offer的比例同比上漲37%，“業務調整”成了萬能藉口。

民法典第500條明確規定：締約過程中違背誠信原則致他人受損，應承擔賠償責任。此案中，法院認定企業發出錄用通知構成“要約”，楊先生基於信賴利益採取行動，企業毀約確屬違法。但有法學家認為，楊先生的維權看似勝利，實則暴露職場誠信中存在的兩大痼疾。

第一是企業違約成本低廉。按民法典締約過失責任，企業僅需賠償求職者實際損失。以此案為例，楊先生因未正式入職，難以主張全額薪資，4.5萬元僅為年薪的16%，“求職者等待期收入損失、機會成本、精神壓力等隱性損害，現行法律缺乏明確計算標準。”勞動法專家、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林峰指出。而企業省下的招聘成本、崗位空置費用可能數倍於賠償金，當違法成本低於失信收益，一些企業自然會鋌而走險。

第二是勞動者維權門檻高。從取證、立案到調解，楊先生耗時近一年，若非堅持訴訟，多數人只能忍氣吞聲。某招聘平臺數據顯示，超6成勞動者遭遇offer被“鴿”後選擇沉默，主因是“怕影響職業聲譽”“舉證困難”。

筆者認為，企業輕率毀約，摧毀的是社會人力資源配置的效率和契約精神的基石。要終結“offer變廢紙”亂象，尚需多管齊下、齊抓共管。

立法層面，應嘗試將錄用通知明確納入勞動合同法保護範圍，借鑒國外經驗，設定“簽約毀約賠償金=崗位年薪30%”的底線標準，倒逼企業審慎決策；技術層面，探索推動電子offer與人社部門系統聯網，一旦企業毀約自動觸發信用記錄，讓“失信僱主”在貸款、招投標等領域寸步難行；文化層面，建立職場“黑名單”共用平臺，鼓勵勞動者匿名曝光不良企業。

從根本上來看，拒絕“職場鴿子”，既需要法律“長”出牙齒，更需要一場重溫契約精神的全民警醒。

（四川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