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馗

京劇《小放牛》演出劇照。北京京劇院供圖

清明，萬物初生的一段明媚時光。經歷了冬天蟄伏和春耕勞作后，人們樂享草長鶯飛的自然之趣。中國戲曲中有不少作品，用詩一般的語言和唱腔，回應著清明節帶給人們的這種舒適愉悅。

南北方眾多曲種都有的歌舞小戲《小放牛》，敘述的是牧童和村姑共賞春光，互相逗趣而心生愛慕的生活片段。戲中的兩個青春男女，一問一答，你唱我和，一派浪漫天真的氣息。就像京劇裡唱的：“三月豔陽天，放牛到村邊。野花紅又豔，山草青又鮮，黃鶯兒枝頭叫，白鵝戲水間。今日風光好，山歌唱連天”，天人相諧、萬物共生，人事物態都極其乾淨純粹。世間的一切都按著自己的生命律動，張揚著無拘無束的生命意志。

戲中牧童與村姑的載歌載舞，將眾多民間知識摻雜其中，並用通俗易懂的唱詞，將唐代詩人杜牧膾炙人口的《清明》一詩，做了形象化的演繹。“牧童開言道，姑娘你是聽：用手一指，東指西指，南指北指，過了這高坡，有幾戶人家，楊柳樹上掛著一個大招牌，村姑你過來，你要買好酒在杏花村哪哈咿呀嗨”，一段唱詞妙趣橫生。舞臺表達不再是文人詩歌中細雨紛紛、神情淒迷的惆悵，在人物手指目顧、你來我往之間，體現出“清明”貼合自然、順應自然、張揚自然的節日之義。

元人康進之創作的雜劇《梁山泊李逵負荊》，也將背景置放在清明時節梁山例行三日假期。李逵正準備踏青賞玩、買酒飽醉。清明時山水花樹特有的溫潤舒爽之感，正暗合了梁山帶給李逵的心理感受。因此，面對桃樹上黃鶯啖食花瓣的天然景象，他竟然“綽起這桃花瓣兒”，細細打量，在自己“黑指頭”之上，不但看到了“恰便是粉襯的這胭脂透”，而且為逝水飄花生起惋惜之情來。這樣一個五大三粗的莽漢，透露出如此細膩甚至女性化的情思，以極大的藝術反差，為李逵這個形象填充進活潑的人性和純粹的情感，也為劇中李逵被誤導的主體情節，做了喜劇化的氣質鋪墊。

清明節從自然節氣轉變成民俗節日，與寒食節、上巳節都產生了文化關聯。特別是晉文公重耳火燒綿山的傳說故事，不但延續了上古時期禁火、改火等制度帶給後世的集體文化記憶，而且讓介子推這個人物承載起後世儒家“忠孝”倫理觀念，讓掃墓、祭祖、插柳等儀式活動有了更加穩定的形象依託。從元代雜劇名作《晉文公火燒介子推》到近代依然流傳的《焚綿山》等劇碼，可見其綿延傳承。

元代以來，戲曲屢屢將清明節祭祖、上墳等民俗活動，作為塑造人物、推進劇情的重要橋段。在元雜劇《牆頭馬上》中，正是因清明時節裴少俊替代父親去上墳祭祖，才有了裴尚書在後花園發現裴少俊和李千金的隱婚事實。南戲《殺狗記》第二十二出《孫榮奠墓》中，也是在清明時節，孫榮與哥哥已是貧富懸殊，在雙親墳前哭訴遭遇。在眾多劇種演繹的《打侄上墳》中，陳大官因揮霍家財，落得乞討為生，清明祭祀父母之時，極盡懺悔。在源出南戲故事的京劇《小上墳》中，蕭素貞清明哭墳，痛訴自己獨立支撐生活的不易，由此與回鄉祭祖的劉祿景夫妻重逢。不少民間小戲同樣藉著清明祭祀親人的背景，來表達孤獨無助的悲苦情緒。

這些作品通過清明祭掃的民俗活動，將中國慎終追遠的家族觀念賦予其中，劇中人物不論身世貴賤，不論境遇落魄還是騰達，都展示著不忘祖宗、勿失親情的倫理觀、道德觀，這種價值立場讓清明節的文化內涵有了更加豐富的人性表達。春光爛漫的“清明”，也就有了濃淡深淺各異的感傷色彩。明代劇作家孟稱舜創作的雜劇《桃花人面》，以唐人崔護《題都城南莊》“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為藍本，用前後兩年清明發生的故事，細膩地展示“春水無邊，隔無端春夢遠”的悵惘。這種細膩委婉的情感心理和人物故事，在陝西碗碗腔《金琬钗》中得到了更加複雜的渲染，其中的摺子戲《桃園借水》至今膾炙人口。

中國人共有的情感，讓清明節有了極大的包容性，也讓一個節日折射出豐富的人性光采和生活內容。這是我們葆有這個節日，延續這樣的戲曲，最充分的理由。

(作者為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所長、中國戲曲學會會長)

《 人民日報 》( 2025年04月05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