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醫學突破常見於小鼠試驗卻很難轉化為臨床療法？為什麼進入臨床試驗的藥物通過審批者寥寥無幾？為什麼器官移植等待名單總是漫長無比……這些難題背後存在一個共同根源：我們極度缺乏合法、合倫理的人體組織和器官來源。
當然，用這種商業化的措辭來描述人體可能令人不適，但當前一個不可否認的現實是：在醫學領域，健康的人體組織器官就像石油之於工業一樣，是不可替代的“關鍵資源”。
以美國為例，目前器官移植等待名單上的患者就超 10 萬例，每天約有 17 例患者尚未等來配型器官而死亡。供需不平衡是器官短缺危機的根本原因，並且這種“資源”的長期短缺已經成為制約現代醫學發展的主要瓶頸。
這也迫使科學家在醫學研究中嚴重依賴於動物試驗，但是動物模型無法完全復現人類生理特徵（它們的很多體徵反應與人類相差甚遠），而且這些試驗還給動物造成痛苦和傷害。
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實驗性藥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即便順利完成動物試驗，最終仍然必須要在人體臨床試驗中進行驗證。這些耗資巨大的臨床試驗不僅可能傷害受試者，並且往往耗時十年以上，而最終獲得批准的概率不到 15%。
有沒有一種能夠突破這種倫理與科學困境的出路呢？？
現代生物技術正在打開一扇新的大門：培育“類器官體”，一種沒有思維意識、痛覺神經的活體人類組織。
儘管許多人可能會覺得這個“概念”令人不安，但若科研人員與監管機構協力推進這項技術，不久的將來人類或許能夠製造出“備用人體器官庫”，當然也包括“動物器官庫”。
這將為醫學研究和藥物研發帶來革命性變革：大幅減少動物試驗需求，讓更多患者脫離器官移植等待名單，同時加速開發更有效的新藥物和新療法。
更為關鍵的一點是，這一切不會觸碰倫理道德底線，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類器官體”並不是完整意義上的人類。
技術整合之路
雖然這聽起來像是科幻小說里的情節，但現代生物技術最新進展已經讓這個“概念”具備可行性。
先前，研究人員已經利用多能幹細胞構建出了能夠類比人類胚胎早期發育的結構（類囊胚）。作為胚胎發育過程中最早形成的細胞類型之一，多能幹細胞就像“萬能細胞”一樣，可以分化成人體內的各種細胞。
除此之外，人造子宮技術也在迅速發展，未來或許不需要母體，胚胎就能在實驗室環境中完成發育。與此同時，科學家還發現了其他可能實現體外胚胎發育的新途徑。
這些技術突破，再整合此前已有的抑制大腦發育的基因技術，讓人類有望培育出“類器官體”：一種潛在的、取之不盡的人體備用器官來源。這種完全在體外由多能幹細胞創造出“活體器官工廠”，沒有感知能力也不會感到疼痛，卻能源源不斷地提供人體所需的各種器官、組織和細胞。
儘管實現這一願景仍存在諸多技術障礙，但我們有理由期待“類器官體”可以通過解決當前醫學研究、藥物開發和動物模型中的關鍵限制，從根本上變革生物醫學研究現狀。比如，需要腎移植的患者無需等待匹配的捐贈者，實驗室可以隨時隨地培育出與患者配型的腎臟。
當然，這是最理想的情況，即直接用患者自身的細胞來培育“類器官體”，相當於是克隆出了患者本人的器官，不僅能避免排異反應，患者移植后也無需終身服用抗排異藥物。
同時，用患者自身細胞培育的“類器官體”還能夠實現更為精準的個人化藥物測試和篩選，醫生可以在完全類比患者生理特徵的“類器官體”模型上直接觀察不同藥物的治療效果，從而減少患者頻繁試藥/換藥的痛苦。
這項技術甚至可能改變畜牧業。未來或許不需要屠宰動物，用動物細胞培育的“類器官體”就能提供肉類產品，既滿足人類食物需求又減少對動物的傷害。
當然，這些美好的前景都還存在變數。目前科學家連在小鼠試驗中都沒能成功培育出存活的“類器官體”，更不用說人類了。
現在還不確定缺少大腦功能的組織是否還能作為人體的精準模型，也不清楚何時（或者是否能找到一種有效的技術）能夠讓人體器官完全在體外培育成活。
即便所有技術難題都攻克，在“培育”類器官體使其成熟到能夠為人類所用之前，可能在很多年內都不具有實用性或經濟性，過程中的各個環節都需要大量研究和時間投入。但我們認為，既然這個概念已經具備足夠的現實基礎，就值得圍繞技術可行性和倫理影響展開深入探討。
倫理考量和社會影響
“類器官體”有望解決現代醫學中的諸多倫理困境，減少對動物的依賴和傷害。如上文所述，它們可以替代實驗室里的實驗動物，甚至可能成為未來的肉類來源，從而避免屠宰活體動物。
然而，一旦涉及到人類“類器官體”時問題就變得更加棘手。很多人聽到這個概念可能會感到不安，甚至覺得有些“毛骨悚然”，這種反應其實很正常，我們天生對生命懷有敬畏之心，尤其是涉及“類人”形態時，並且現行倫理規範嚴格限制對失去意識（或從未擁有意識）的人體進行廣泛實驗研究，即使他們已經不具備感知能力。
但另一方面，基於人體研究帶來的醫學進步有目共睹。比如，科學家通過遺體解剖瞭解人體結構並獲得大量寶貴知識（現代醫學僅在使用獲得捐贈的遺體時才會進行教學和研究）；在實驗室里，科學家也在倫理許可範圍內，使用來自逝者和活體捐贈者的細胞和組織進行研究。
另外還有使用“活體遺體”的實驗案例，一些被判定為腦死亡的患者，在呼吸機維持下，身體仍能短暫存活，研究人員將轉基因豬腎移植到“活體遺體”上來測試異種器官移植的可行性。
這些案例有個共同點，研究物件在法律層面已經不再屬於“活人”，而人類“類器官體”很可能也將屬於這一類別。
但有幾個關鍵問題值得深思。首先是知情同意。用於培育“類器官體”的原始細胞必然來自某個捐贈者，我們必須確保捐贈者明確同意這種可能引發爭議的特殊用途；其次，更深層的擔憂在於，如果“類器官體”越來越接近人類形態，會不會影響我們對真正無意識人類（如植物人、嚴重先天缺陷嬰兒）的倫理判斷？
迄今為止，我們堅持的倫理標準要求將所有出生的人類（無論是否有意識）視為享有生命權和尊嚴的個體。而那些未經妊娠、沒有父母，甚至沒有大腦的“類器官體”是否會模糊這條界線？
我們是否應該給予“它們”同樣的尊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判斷的標準是什麼？僅僅因為它們長得像人（但一個足夠逼真的人體模型也能滿足這個條件）？還是因為它們有生命？亦或是因為它們攜帶人類 DNA？
目前還難以回答這些問題。但隨著技術進步，社會必須認真思考如何平衡醫學突破與倫理底線。
行動倡議
就在數年前，製造“類器官體”這樣的想法還只存在於科幻電影和哲學家的頭腦風暴中。但如今，這個大膽的設想已經具備科學可行性，甚至還可能帶來醫學領域的重大突破。所以，現在是時候認真考慮如何推進這項研究了。
這項技術對於人類患者和實驗動物都能產生深遠影響。各國政府、醫療企業、科研機構或許應該將“類器官體”研究列入重點發展專案。技術層面，研究不必一開始就涉及人類，可以從啮齒類等實驗動物著手探索和驗證其可行性。
可以預見的是，在推進過程中，倫理問題與社會問題的重要性絕不亞於技術本身。能做並不代表著應該去做，即便技術可行，是否要培育人類或動物“類器官體”仍需經過充分思考、討論與辯論。
在這個過程中，科學家、倫理學家及相關領域專家應當率先探討，但最終決策權應交由社會和政府。
而現在，正是啟動這些討論的最佳時機：科學路徑已經初現端倪，我們可以避免純粹的猜測，進行有依據的討論。
回想上世紀 90 年代克隆羊多利誕生的消息公佈后，引發了一陣社會恐慌反應，人們甚至猜測不久后可能會出現克隆人大軍。歷史告訴我們，面對新技術，充分的準備和討論至關重要。
而“類器官體”發展的道路註定充滿挑戰：技術瓶頸可能無法突破，即便技術突破也可能最終因倫理考量而止步，永遠無法付諸實踐。
但正因如此，我們更需要未雨綢繆，既要保持審慎，也要敢於前瞻，這個機遇的重要性不容忽視。
在科學與倫理的天平上，需要找到平衡點，既要防範“技術暴走”的風險，也要避免因過度保守錯失拯救更多生命的機會。
實際上，縱觀醫學史上每個重大突破幾乎都伴隨爭議，從第一例心臟移植到試管嬰兒技術，從基因編輯到腦死亡標準的確立等等。
“類器官體”或將開啟醫學倫理的新篇章，只有通過公開透明的討論，建立科學的監管體系框架，才能確保這項技術不會陷入新的倫理困境，真正造福人類。
參考連結：
1.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5/03/25/1113611/ethically-sourced-spare-human-bodies-could-revolutionize-medicine/
2.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5/03/28/1113923/spare-living-human-bodies-might-provide-org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