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老弄堂的晨曦里，斑駁的牆壁見證著歲月的更迭，空氣中混雜著淡淡的書香與舊木傢俱的氣息。有人在街角彈著吉他，有人在陽臺上晾曬衣物，而在某個靜谧的房間里，一位年幼的女孩正凝神聆聽父親的鋼琴演奏，母親低聲吟誦崑曲，音韻悠長，仿佛訴說著前塵舊夢。

她的父親是泰國歸僑，母親是高級知識份子，家中藏書如山，藝術的氛圍在她的童年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記。八歲時，她便開始學習琴棋書畫，十四歲考入上海話劇團朗誦班。然而，就在人生的畫卷徐徐展開之際，她卻被時代的洪流裹挾，匆匆邁進工廠的大門。

嘈雜的車間里，機床轟鳴，鐵屑飛濺，她的雙手沾滿機油，但心中依舊存有一抹不滅的光亮。午休時分，別人三五成群閒聊嬉戲，她卻對著一面鏽跡斑斑的鏡子反覆練習臺詞，眼神專注，仿佛整個世界都已消失不見。工友們笑稱她是“車間里的杜麗娘”，她卻不以為意，只在心底默默發誓：總有一天，她要站上真正的舞台。

1977年，一個偶然的機會讓她迎來了人生的轉捩點。上海業餘話劇團招生，她站在臺上，眼神犀利，聲線堅定地念出《紅色娘子軍》中的獨白，評委們面面相覷，其中一人輕聲感歎：“這姑娘眼裡有刀光。”

第二年，她正式成為空政話劇團的一員，身上那件軍裝取代了工裝，人生軌跡徹底改變。很快，她在話劇《他們在相愛》中飾演35歲的知識女性蘇毅。彼時，她不過21歲，卻將一個中年女性的憂鬱與堅韌刻畫得淋漓盡致。導演錢江直呼：“這丫頭能把皺紋演進骨頭裡！”電影上映後，觀眾為她的演技所折服，甚至有人說：“這姑娘的眼淚能砸穿銀幕。”

1983年，《蹉跎歲月》橫空出世，她飾演的知青杜見春成了無數人心中的白月光。為了演好這個角色，她獨自前往雲南深山，吃著生紅薯，翻閱厚厚的知青日記，寫下滿頁的批注：“絕望不是哭喊，是沉默。”她的堅持換來了觀眾的認可，金鷹獎頒獎夜，她站在舞臺中央，手握獎盃，眼眶微紅：“舞臺是我的命，丟了命，我什麼都不是。”

事業蒸蒸日上時，她迎來了愛情。25歲那年，她拉著工程師男友衝進民政局，匆匆領證：“結婚吧，我趕著進組。”婚後的日子裡，丈夫總是抱怨她像風一樣留不住。拍攝《電梯上》時，哈爾濱零下30度的嚴寒凍裂了她的指尖，她咬牙堅持，甚至在父親病重之際仍在片場一遍遍揣摩角色。丈夫一封接一封地寫信，第七封信里只剩下寥寥幾字：“爸咳血住院，確診肺癌晚期。”

她攥著電報在鍋爐房痛哭，導演推門進來時，她迅速抹去眼淚，聲音沙啞卻堅定：“第42場戲的詞我改了兩處，現在就能拍。”

她連夜在冰封的松花江邊踱步，天剛亮便撥通長途電話。電話那頭傳來的不是丈夫的聲音，而是殯儀館的哀樂。丈夫低沉地說：“爸今早走了，遺言讓你好好演戲。”她緊緊咬住嘴唇，寒風混著血腥味灌進喉嚨，最終她只擠出一句：“戲拍完……我就回來。”

《最後的貴族》遠赴美國取景，丈夫卻帶著離婚協議飛到了三藩市的酒店房間。他指著紙上的“生育條款”冷笑：“你連孩子都不肯生，還算什麼女人？”她沉默片刻，拿起鋼筆，簽下名字，筆尖劃破紙張：“舞臺不會問我幾歲當媽。”

從此，她的書架上並列擺放著離婚證和金鷹獎盃。她笑稱：“人生的對稱美學。”

如今，歲月染白了她的鬢髮，她仍然住在空政話劇團的老宿舍。每天清晨，她泡上一杯搪瓷杯里的熱茶，對著鏡子練習《雷雨》的臺詞：“繁漪的瘋，是憋出來的清醒。”

有人問她：“66歲了，不孤獨嗎？”她淡然一笑，指著案桌上的話劇臺詞本：“我和角色談戀愛，比和人長久。”

去年，她在話劇《蒼穹之戀》的謝幕夜裡，即興加了一句臺詞：“人生這場戲，獨角才盡興。”舞臺燈光灑下，照在她的銀髮上，映出粼粼光輝。

北京護城河畔，她常獨自漫步。秋風吹起落葉，孩子們的笑聲回蕩在空中，她微微駐足，嘴角噙著淡淡的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