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多月前，大衛·林奇的家人在社交媒體發佈了一則訃文：「現在他已不在我們身邊，世界從此留下了巨大的空洞。但正如他所說，眼睛要盯著甜甜圈本身，而不只看到甜甜圈的洞。今天是個好日子，一路上都是金色的陽光和蔚藍的天空。」一個月前，我還在看大衛·林奇的電影大師課，畫面中的他已有些蒼老和疲憊，雙手不時微微地顫抖，但聲音和話語間依然流露著對電影的深深熱情和著迷，猶如即將燃盡的柴火仍在努力散發著光芒。突然聽到他離世的消息，雖稱不上意外，但內心仍感到非常不捨和惋惜。

熟悉大衛·林奇的觀眾都知道，他的電影中總是充斥著懸疑、犯罪、黑暗，甚至是暴力，因其拍攝使用的迷幻手法，運用大量的象徵符號，常常模糊現實與夢境的邊界，使他在電影界初出茅廬時，即給觀眾和影評人帶來強烈的震撼。時至今日，他的作品仍是各大影視論壇的影迷們熱衷解讀的話題。

但罕為人知的是，與他的電影正好相反，大衛·林奇本人總是出乎尋常的溫和、平靜與快樂，時常還帶些孩童般的好奇心和調皮。那一抹溫暖的底色，對人的關懷，讓他在探索複雜、幽微的人性世界時，總能遊刃有餘而又不被其吞噬。

這兩種矛盾的特質是如何結合在一起的？大衛·林奇給我們留下的，除了精彩絕倫和別具特色的電影之外，還有什麼？如果說夢境就像謎題，那麼解謎的鑰匙，或許就藏在創造謎題的人手裡。

電影之路

回顧大衛·林奇的電影歷程，雖然年少成名，但是職業生涯也並非一帆風順。籌備了五年的第一部長片作品《橡皮頭》起初只在「午夜場」受到追捧，但其獨特且強烈的風格，噩夢般的故事結構，奠定了其在「邪典（Cult）」電影裡的代表作地位。第二部《象人》打入主流市場，直接獲得當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導演提名。至此，大衛·林奇算是在電影圈打響了名氣，片約紛至遝來，但是沒有人想再要一部《橡皮頭》，都期待他能再造一部《象人》。

當時大衛·林奇沒靠電影賺到什麼錢，因此當有人拿著科幻小說《沙丘》的改編劇本來找他，並願意承諾大手筆投資時，他心動了。但是，電影《沙丘魔堡》最終卻落得口碑和票房雙輸的境地，大衛·林奇回顧這段經歷，將之歸結於自己無法掌控電影的走向：「當你無法自由拍攝自己想要的東西，最後還拍出了一堆垃圾時，你就會覺得從一開始就出賣了自己，現在不過是咎由自取。我知道迪諾（投資人）喜歡看什麼，也知道自己沒有最終剪輯權，所以一路都在妥協——實在太可怕了。我體會到了失敗，某種意義上來說，失敗是很美好的東西，因為當一切都塵埃落定，你無路可走，只能繼續向上，這就是自由。」

《沙丘魔堡》的大敗是大衛·林奇電影之路的重要轉捩點，無論是內在的創作理念，或是外在的創作風格，都從《沙丘魔堡》之後變得越發清晰和堅定。

於是，他決定放手一搏，拿出自己親自創作且醞釀多年的劇本《藍絲絨》，把心裡壓抑著的許多想表達的東西，都一次性釋放出來。不過，他這次只找到1000萬美元的投資，後來還被削減成400萬，竟與初出茅廬的《橡皮頭》成本相近。對許多導演來說，預算不足相當令人困擾，報酬縮水更是一種恥辱，但大衛·林奇似乎毫不在意，他說：「我們是製片廠里最窮的影片，不僅規模最小，也最不重要。但拍《藍絲絨》就像從地獄回到了天堂，因為我擁有無盡的自由。」

在那個電影業還沒有那麼多規矩的年代，即使預算被砍，也能透過靈活調度來節省成本，況且大衛·林奇還在高中兄弟會擔任過會計職位。因此，他終於有機會可以盡情按照自己的想法來編排和導演電影了，《藍絲絨》因而也成為大衛·林奇最具個人風格，也最具有自由氣息的作品之一。同時，也因其清晰的主線故事，又不乏懸疑和離奇的象徵物和氛圍，成為最適合觀眾入門的首選，同時也是了解導演的最佳線索來源。

藍絲絨

《藍絲絨》的拍攝地點距離大衛·林奇的家大約5小時車程，和他童年成長的地方相似，同樣是個不起眼的小鎮，但正是這種小鎮式的、社區式的日常空間，總讓人感覺到表像之下隱藏著什麼。在看似波瀾不驚的生活表面之下，湧動著更為黑暗、躁動、複雜的人性和故事，這是大衛·林奇註定要拍的那種電影，也為他劃定了一片今後都將持續探索的區域。

電影的故事講述的是高中生Jeferry因父親意外住院而休學回家照料五金店生意，無意中在鄰居家的荒地裡發現了一隻被割下的人耳。他去警局報案，並親手將耳朵交給了與父親相識的警探。由於案情保密，Jeferry只能從警探女兒Sandy的口中探聽到此事與近期搬來鎮上的女歌手Dorathy有關。於是，閑來無事又好奇的他大膽密謀潛入女歌手家中一探究竟……從此捲入了離奇複雜的地下犯罪、女歌手的秘密人生，以及自身情感與慾望漩渦的故事。

故事主線並不複雜，但每個角色身上都摻雜著善良與邪惡。黑暗與光明就像一朵雙生花，內嵌於每個角色的內心，也外顯於電影的視覺表現。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莫過於性虐待Dorathy並綁架她兒子的毒販Frank，上一秒還沉醉在音樂中流淚，下一秒就能把人打得滿地找牙，在那殘暴的硬漢心中，有著詩意和柔情的一面。男主角Jeffery有純潔無辜的味道，天性好奇，喜愛奧秘，但更愛女人。雖然迷戀Dorathy的美貌和肉體，但更想救她於水火；對Sandy懺悔，卻不願讓她知曉自己內心陰暗的一面。

為了呈現這種複雜感和雙面性，大衛·林奇特地以兩種色彩來區分光明的黑暗。平靜、溫和的情節多發生在白天，在高中校園、小鎮街道、Jeffery的家和五金店、與Sandy聊天的餐館。尤其是Sandy總是帶著一縷柔光出現，穿著淡粉、鵝黃的輕盈裙子，講述著自己關於「知更鳥」的夢。當Jeffery來到治安不佳的街區，走上陰暗的樓梯，進入Dorathy深紅與暗綠色調的公寓，也如同伴隨著低沉嗓音的爵士樂，走入了那閃爍著深藍絲絨光澤的酒吧光影里。

兩個世界同樣迷人，都令Jeffery無法自拔。他既愛Sandy的好奇與純真，又愛Dorathy的神秘和絕望，或者說，他對於這兩個女性的情感，象徵著的是他對平凡的日常和深處的奧秘同樣強烈的渴望。大衛·林奇本人又何嘗不是如此。飾演 Jeffery 的演員說道：「大衛很擅長把自己生活中遇到的問題轉化為藝術的一部分，他在作品中的情緒坦誠程度讓人驚訝。至於我是否在這些電影中扮演了他的『另一個自我』，只能說在出演這個角色時，我很輕鬆地吸收了他的個性，並把一部分的他投射其中。」

如同陰與陽、動與靜、黑與白彼此相生、互相平衡，當大衛·林奇發現故事的走向過於陰暗時，他最終選擇了一個光明的結局。以內在穩定的「平衡感」來呈現幽微的複雜性，使得大衛·林奇的作品總能以溫暖幽默的底色，去探索罪惡、黑暗而不被其吞噬。

不過，如果電影裡只有四平八穩的「平衡感」，未免也太無趣了些。或許因為預算有限，又或許是大衛·林奇對於現實有一種隨心所欲的態度，他幾乎從不追求「時代的精確性」，反而喜好模糊時間的邊界，帶來一種時間錯位的趣味。比如 Dorathy 在酒吧表演時，用的是 1920 年代的復古麥克風，她的公寓處處透露著類似 1930 年代電影《瘦子》（The Thin Man）的藝術裝飾風格，但她的電視機卻裝有 50 年代的兔耳朵天線。Jeffery 和 Sandy 密謀計劃的餐廳，也有著 50 年代的風格，但是他們穿的衣服卻屬於 1980 年代。年輕而活潑的 Sandy 有著明顯的 80 年代個性，但臥室里卻貼著活躍於 1950 年代的男明星蒙哥馬利·克里夫特（Montgomery Clift）的海報。

如同我們的大腦在創造夢境時，總喜歡從現實中隨意截取元素進行拼貼，大衛·林奇同樣如此。我們理所當然接受了這種「混亂」在夢境中的合理性，但偶爾又會隱隱地懷疑自己究竟身處現實，還是夢中。在這裡「時間感」被打亂了，人們似乎掉入了一個「時間錯位」的空間。不知有意或是無意，大衛·林奇總是以「夢」的形式構造著自己的電影，或許這正是他追求的「自由」，把信手拈來的元素以充滿直覺的方式進行拼貼，不在意歷史和現實的約束，因而給觀眾帶來了奇妙的體驗：勾起你內心隱隱的不安，又說不上來究竟哪裡出了錯。這時，大衛·林奇或許會露出狡黠調皮的笑容，製造夢境的圈套，誰都不是他的對手。

造夢之旅

儘管夢是最自由且最具創造力的表達形式，但製作電影總有各種各樣的限制，僅有 400 萬美元預算的《藍絲絨》更是如此。

演員片酬向來在電影的製作成本中佔比很高，但大衛·林奇偏偏對大明星嗤之以鼻，相反，他總是在名不見經傳的演員身上尋找著最符合角色的特質，他說：「人們已經習慣了按照某種程式化的英俊與美麗。但你走在大街上，看到那些真實的面孔，會發現他們其實更有故事。」飾演 Dorathy 的伊莎貝拉·羅塞里尼（Isabella Rossellini）就是如此。那天大衛·林奇和投資人兼好友迪諾在餐廳吃飯，恰巧遇見熟識的朋友，過去打招呼之際，第一次見到伊莎貝拉，大衛·林奇立刻說道：「你簡直可以當英格麗·褒曼（Ingrid Bergman）的女兒了。」旁人插話：「傻瓜，她就是英格麗·褒曼（Ingrid Bergman）的女兒！」除此之外，她還是馬丁·斯科塞斯（Martin Charles Scorsese）的前妻。

即便有眾多名人加持，伊莎貝拉當時也不過是沒有太大名氣的模特，只出演過一部反響平平的電影。可大衛·林奇一眼就看出了她飾演女歌手 Dorathy 的潛力，因為她有令人屏息的美貌，但孤身一人在美國的境遇卻讓她有著獨在異鄉的脆弱，仿佛很容易受人操控。眼神中帶著恐懼，似乎是個麻煩重重的人。更有趣的是，她不成熟的演技呈現的些微生硬與刻意，也恰好符合 Dorathy 在扭曲且高度緊繃環境下的精神和行為狀態。

大衛·林奇不僅能巧妙地把演員的缺陷化為特色，甚至重塑了這些演員在觀眾眼中的形象。與 Dorathy 有多場對手戲的毒販 Frank，其演員本人鄧尼斯·霍普（Denis Hopper）也因剛從戒毒所回歸社會而聲名不佳，曾與他合作的人都在背後稱他是個「瘋子」，但是大衛·林奇卻力排眾議，願意給他機會。如同大衛·林奇所說，Frank 這個角色是個典型的 1950 年代柔情硬漢，「你不一定和他握過手或一起喝過酒，但只要和他交換過眼神，你就知道自己一定遇到過這樣的人。」鄧尼斯也非常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機會，一改往日不負責任的習慣，以精彩絕倫的演出回報大衛·林奇對他的肯定。二人因惺惺相惜而成就了一部影史佳作。

即便搞定了演員，片場狀況也相當有挑戰。由於電影製片廠仍在建造中，對於拍攝場地附近的居民來說，有人來拍電影依然是不得了的事情。雖然電影大部分時間都在夜間拍攝，但感興趣的旁觀者還是風雨無阻地出現。有一天，他們要拍攝一場情緒飽滿的戲份，Dorathy 憔悴地在街頭徘徊，全身一絲不掛。那天整個小城的人都出動圍觀了，還帶著野餐食物和小凳子。以至於第二天員警告知製作部門：決不允許在附近的街道上拍攝《藍絲絨》的任何一場戲。大衛·林奇常遇到這類問題，對他來說，圍觀的群眾常在旁邊晃悠，但他得讓自己專注於演員，全神貫注地做事情，他說：「如果我在乎身後發生的事情，只會讓我發瘋。我遮罩了一切，你應該緊盯著甜甜圈，而不是它中間那個洞。」

終章

「造夢」是在這個充滿局限的世界中，盡可能地實現自己所想的自由。大衛·林奇享受自己的造夢之旅，就如他所說：「我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不在乎其他人的想法的，但這是件好事。你愛上了某種想法，就像愛上了某個女孩，墜入愛河的感覺很美，你也忠於自己的感受。」

他回顧《沙丘魔堡》，認為自己因妥協而製作出自己不滿意的作品時，已是一種失敗，當電影上映后再遭遇票房失利，更是雙重失敗。但如果遵循自己的心意創作，即便最終仍然風評不佳，那麼最多也只失敗了一次。他談到：「《吠陀》有句話：人只能控制行為，而不能控制行為的結果。你盡自己全力，事情如何收尾不在你的控制之中。但忠於自己的感受，整個過程的自我感覺就會非常完美。」

我想，大衛·林奇的一生都在不遺餘力地創造和捍衛自由的夢境，並且樂在其中。生命終將走向終點，每一部電影都會迎來落幕。但我們是否也能像大衛·林奇一樣，每一刻都忠於自己的感受？即便在充滿局限的世界里，也能把阻礙和劣勢化作更有趣的遊戲與夢境。

在 1980 年代那個偏遠的小鎮，悠哉拍攝《藍絲絨》的日子里，大衛·林奇總是騎著一輛粉紅色的自行車，車的把手上飄揚著彩條裝飾帶，口袋裡塞滿了M&M花生巧克力豆。

那是個晴朗的日子，一路上都是金色的陽光和蔚藍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