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間衝動打賞事件並非新鮮事，但都需依法依規來解決相關爭議。圖/新華社

半年打賞主播近200萬元，這錢還能要回來嗎？

據福建電視台報導，2024年5月到12月約半年時間，23歲的學生“小盼”給某女團直播間打賞了近200萬元，而其家人完全不知情。事後“小盼”也表示後悔，嘗試索回打賞費用。

對此，平臺方表示，由於成年人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打賞行為一般視為有效的贈與行為，沒有特殊情況，難以進行退款。記者在黑貓投訴平臺上搜索“直播打賞”，出現了2400多條相關投訴，其中包括“誘導打賞”“使用夫妻共同財產打賞”等問題。

由於衝動消費，在家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就在直播間打賞了近200萬元。為此，“小盼”事後找平臺協商嘗試討回“打賞”也在情理之中，但平臺予以拒絕卻又並不令人意外。

眾所周知，像抖音、快手這些直播平臺的營收並非全是利潤，還須給主播分成。如果在平臺和主播沒有過錯，且法律法規無依據的情況下向用戶進行退款，就牽涉到這筆費用誰來出的問題。

如果讓主播承擔，主播會主張這屬於其合法勞動所得，憑什麼退還？如果從息事寧人的角度讓平台來承擔，則又牽涉到足以動搖其既有商業模式的根本性問題。

嚴格來講，消費者以“非理性”或“衝動”為由要求退款，如果是一項權利的話，其與數額大小並無關係。如果平台支援了對這位“小盼”的“衝動”消費行為退款，對其他無數用戶的類似“衝動”消費又該怎麼交代？

“非理性”或“衝動”消費，是否構成申請退款的理由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先不說在法律上缺乏相關依據，其在市場和經濟學理論上也得不到有力支援。

因為，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衝動消費本身就廣泛存在，而且是人類日常消費行為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一定的“衝動”消費因素，所謂“促內需”都可能是一種空談。

比如，一台洗衣機不壞的話可以用20年、冰箱可以用30年，似乎沒有理由換新的。但現實中，可能一個“雙11”折扣，就能讓人把剛買了5年的洗衣機給換了。

有調查報告顯示，對比2019年針對美國時尚類線上消費者的調研數據，2020年衝動消費的比例由31%上升至42%。不同國別間，美國、法國的衝動消費者比例更高。而且，越來越多的消費是來自促銷信息廣告以及名人的激發。

現代經濟學的開山鼻祖亞當·斯密提出了理性人假設，人會通過審慎思考，做出理性決策，謀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現實世界中，卻有許多經濟現象無法用理性人理論進行解釋。

對此，2017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理查·泰勒提出了有限理性理論，以解釋為何人類在消費中難以保持完全理性。泰勒認為，衝動消費是一種“認知捷徑”，減少了繁瑣的權衡過程，降低了決策成本。個體的決策往往依賴於情境、感知和短期偏好，而非長期理性計算。

另外，根據“效用”理論，消費的目的之一是從商品或服務中獲得滿足感或幸福感，在一些特定場景下，衝動消費可以滿足即時情緒需求如快樂、成就感、歸屬感等，其心理效用遠高於理性計劃的物質效用。現實中，大部分打賞消費，應該就是這麼花出去的。

也就是說，如果不是極端非理性的特殊情況，事後消費者以“非理性”或“衝動”為由要求退款的行為，一旦被支援，不僅破壞了市場的既有約定，為“反悔式消費”開了口子，實際也有悖市場本身運行規則，不利於構建真正有序的市場環境。

當然，站在“小盼”及其家人以及很多產生過後悔情緒的消費者群體角度來講，在直播間的情緒渲染下消費者容易產生衝動消費的情況也是事實，也不能無視。

一方面，極端個案不應成為泛化規則的理由。絕大多數使用者的消費行為是理性的、正常的，不應因為個別極端案例就“矯枉過正”，甚至影響到所有消費者的消費體驗，如嘗試設置繁瑣打賞程式、驗證等。

另一方面，監管部門和平臺方亦應採取合理措施，在直播間建立平衡衝動消費的必要規範，防範不良主播採取擦邊手段刻意挑逗用戶的衝動消費，牟取暴利。

事實上，類似直播間衝動打賞事件並非新鮮事，之前監管部門對網路遊戲行業充值氪金行為的治理，反映的其實是一樣的問題，其有三點借鑒：一是不干涉成年人消費自由，嚴格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二是強調資訊透明與風險提示；三是建立糾紛解決管道。

監管的目的不是限制交易，而是保護交易的公平與合法性。從網游監管的成功經驗來看，在直播打賞領域，建立合理的管理機制，或能緩解頻發的打賞爭議。避免因個別案例設定“一刀切”規則，通過精細化管理，既保障市場自由，又守住法律與倫理底線。這才是長久之計。

撰稿 / 信海光（媒體人）

編輯 / 何睿

校對 / 張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