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真”字，並非人人認得清楚，若是認得明白，到頭來未必有好果子吃。謂予不信，那麼不妨引用一則名叫《認真》的寓言加以印證。

本文出處《清承明制 : 明清國家治理與社會變遷》，陳寶良 著，大學問 |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5年2月版，已獲出版社授權。

“凡事何必認真”

這則寓言收錄在陸灼所著的《艾子後語》中，故事記載：艾子有兩個弟子，一個名通，另一個名執。艾子帶著兩人去郊遊，口渴想討點酒喝。主人正在讀書，指著“真”字說，認得這個字便給三人酒喝。叫執的弟子不假思索，直接說是“真”字，結果碰了一鼻子灰；而那個叫通的弟子見勢不妙，靈機一動，就說是“直八”兩字，反而得以享用美酒。

明刊本《艾子後語》書影。

寓言的作者無疑是為了批評當時社會盛行一時的弊端風氣，認真執著不如圓通隨和能撿便宜。社會已是如此的是非善惡不辨，自然只有圓通的人方可以得到好處，而執著端方的人反而會吃虧。“凡事何必認真”。這句民間俗語確乎可說耳熟能詳，人人曉得，其風行乃至滲透於人心的程度，實在堪與中國人見面必稱“吃了沒有”相提並論。

“凡事何必認真”的俗語，可以從元代找到證據，《元史·王克敬傳》中就已有了“世俗喜言勿認真”的記載，大抵可以作為此句民間俗語的出典。到了清代，該語更是演變成“天下事無非是戲”“何必認真”一類的話頭。

這是一句鄉言，中間還有一個故事出典。當時有一個鄉村在演戲，老學究前來看戲，見到廟門上有對句雲：“古寺無燈憑月照，山門不鎖待雲封。”就問僧人道：“只是有門而無山，怎麼能稱之為山門？”僧人隨手一指戲臺上說：“臺上唱的是《醉打山門》，不但無山，而且無門，他也自管去打。”學究聽后大怒：“你敢以我言為戲？”僧人急忙辯解道：“天下事無非是戲，老施主何必認真。”

世間三病，病症如此

老實做人，認真做事，必會吃虧。時日一久，上至官場，下及民間，無不養成了諸多病態之風。細加勾勒，大致有下面幾種病狀：

一曰“苟延”之病，說白了就是圖虛名甚或行事苟且之病。說到圖虛名，不由讓人想起一則名為《貓號》的寓言，收於劉元卿的《賢奕編》中。寓言故事的梗概如下：有一位姓齊的宦官，家中養有一貓，自以為奇，向眾人宣稱是“虎貓”。其中一位門客道：“虎誠然威猛，不如龍之神靈莫測，請更名為‘龍貓’。”另一位門客則說：“龍固然神於虎，龍升天必須憑藉浮雲，雲豈不是比龍更高尚？不如改名為‘雲貓’。”又有一位門客說：“雲靄蔽天，風倏散之，雲顯然不如風，還是更名‘風貓’為好。”又有門客說：“大風飆起之時，唯有土牆作為屏障，才可以遮蔽狂風，不如更名為‘牆貓’。”最後一位門客說：“土牆不管何等牢固，只要老鼠打了洞，牆就會坍圮，還是更名‘鼠貓’最好。”

門客幫閑的獻媚、湊趣伎倆，顯然已是極盡能事。其醜態固可置而不論。說到底，貓的職責不過是捕鼠而已，不管白貓、黑貓，只要能捕到老鼠，就是好貓。進而言之，貓如果失去了牠捕鼠的本真，無論是取名“虎貓”“龍貓”，還是取名“雲貓”“風貓”，即使名頭何等響亮，也不過是一個虛名罷了。

故宮博物院藏明代李士達《三駝圖》，三個駝背在街上相遇，感歎“世間原來無直人”。

這則寓言以貓之起名為核心，猶如剝筍，層層向里，又如同邏輯學中的歸謬法一般，逐次揭示出圖虛名、搞浮誇者之滑稽可笑，進而告誡人們，要務求實際，力戒虛名。至於行事苟且，實則做事缺乏擔當精神。寓言譬喻，最為確當，也最能針砭時弊，那就再借用一次罷。

明朝人江盈科所著《雪濤小說》中有一篇《任事》，包括兩則故事。第一则故事记一位脚上生疮的人，他痛不可忍，對家人說：“你替我在牆壁上鑿一個洞。”洞鑿成后，他就將腳伸到洞中，深入鄰家尺許。家人不解，就問：“這是什麼意思？”他答道：“讓它去鄰家痛，再無關我事。”

第二則故事記一位醫生，自稱擅長外科。有位裨將從陣上返回，身中流矢，Yadeep 膜內部，就請這位醫生治療。醫生持刀並剪，剪去矢管，跪而請謝。裨將責問：“箭鏘深入膜內，必須快治。”醫生答道：“此內科事，不關我事！”

這兩則寓言故事，各有側重，前者是以鄰為壑，後者是敷衍塞責。說到底，還是一種不敢任事、不願擔當的陋習。當事官員，見事不可為，一味因循苟安，以遺來者，也就如同委痛於鄰家、推責於內科之舉。

二曰“軟熟”之病，借此博取“持重博大”的美名。儒家有“無欲則剛”之說，實在道出了為人處世的底蘊。人一旦有了慾望，就難免變得“軟熟”了。

很多官員，為了維持自己的官位乃至富貴，對時政的弊病就不聞不問，表面上是通過謙卑遜順之態，維持自己的一種“體面”，並藉此博取一種好的名聲，實際上還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富貴。這也怪不得他們，因為他們一官半職的得來實在不易。很多官員，起家並非一帆風順，一路讀書過來，過的都是淡薄的生活，而後才得以佔據官位。不過，一旦位高權重，就不再淡薄了，擺在他們面前的是利益盈滿的“膻路”，會有無數好處的誘惑。為了保持這條膻路一路暢通，保證自己安全退休，他們不得不變得小心翼翼，不再敢於直言相諫，甚至面對下屬官員也會裝出一副謙卑遜順之態。

如此做官，一如嚼甘蔗，既思據有官位之甘甜，又思獲取官位之苦辛，富貴功名，愈是咀嚼，愈是有味。閑來翻閱史書，看到宋朝人曾有憤激之言，道：“舉朝皆須眉婦人。”當時並不以此為然，認為不免有些誇大其詞。今日看來，反而有誠哉斯言之歎。有些人一方面悍然不顧，肆無忌憚，倒還像個男兒身；另一方面，則又委婉聽從，人哭也哭，人笑也笑，人貪也貪，畢竟更像一個婦人。

《易》雲：君子以獨立不懼。人能做到獨立，自然不妨與婦人雜居。然世風畢竟容他不得，所以才有了後面的一句，即“遁世無悶”，借此以示自我獨立。同是病態，若病在率直粗放、顧無別腸，還是容易醫治。若是病在細軟謙卑、顧多別腸，就不免病入膏肓，即使華佗、仲景再生，也很難下一針砭。

《徐顯卿宦跡圖》中的晚明官員群像，朝廷熙熙，無非仕利二字。

三曰“奔競”之病，自守恬退之人已是寥若晨星。俗語有雲：爭名於朝，爭利於市。名利之必爭，其來已久，不必有吠雪之怪。讓人感到震驚的是，昔之爭名爭利，大多在於昏夜，多少還有些羞恥之心；今之爭名爭利，則多發生在白晝，毫無避人之想。大文豪蘇東坡在論及宋朝官場時，曾有一官而三人共之之歎，即居官者一人，已經去職者一人，而伺機想取而代之者又一人。

人之爭名爭利，古今莫不皆然。雖說世上並不缺少恬淡無營的君子，但十人奔競而一人恬退的世況，難免會讓恬退者不能自立。其可怕的結果，就是官愈多，而事愈不治。究其原因，世風躁競，難辭其咎。奔競之風演至極致，自然會出現搶官之風。

這絕不是危言聳聽，歷史上確實曾經上演過如此的一幕。明代的京師官場就有“講搶嚷”嘲諷之語。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當時官員流行“講”“搶”“嚷”三部曲：講者，求情之謂。若是一官有缺，就各趨權勢之門，講論自己按年資或體例應得此官之故。搶者，爭奪之謂。先去求情者篤定可補此缺，那麼後來者或許不能得到此缺，於是無不爭先趨走，爭奪此缺。嚷者，流言誹謗之謂。一旦講情、爭奪不得，就不免流於喧嚷騰謗，廣布流言，加以誹謗。

如此弊端士風，一旦形成，就會通過漸移暗轉，慢慢使讀書人的筋骨化為木石而不自覺，如同“中蠱”一般；即使心有所覺，但呼吸之地已為所制，心可得知，而聲不能出，有若“中魘”一般。兩者相合，終成一個末法世界。可見，官場病的病根，終究還是那些官員只是滿足於“做官”，而不是“做人”，更不願“做事”。

天下事，認真做

就此而論，老實做人、認真做事，倒是稱得上是治療官場病的一劑良方。如何認真做事？歷史上同樣不乏認真做事的人，大可成為今人學習的榜樣。

早在元代，王克敬就已明確宣稱：臨事不認真，終非盡忠之道。拋開傳統讀書人的忠君意識不言，從這句話還可以讀出另外一層涵義，即臨事不認真，終非盡職做事之道。王克敬之後，明代中期有一位朱英，曾將他的詩集命名為《認真子集》，顯然也是有所意屬，體現了那種為人、為官講究認真的精神。繼朱英之後，呂坤、鹿善繼等人，對認真之說均有別開生面的解讀。

明朝有一位官員，曾經批評他人道：“渠只把天下事認真做，安得不敗？”言外之意，做事不必認真，否則必敗無疑。這句話至少可以說明，明哲保身的苟延之風已經瀰漫明代整個官場。

聞聽此說，呂坤大感驚訝。他認為，天下之事，即使認真去做，尚未必做得好，假若只在假借面目上做工夫，成甚道理？在他看來，天下事只要認真去做，還有什麼可說？當今最大的病痛，正患凡事不肯認真去做。由此看來，天下之事，只怕認不真，這才導致人們依違觀望，看人家的言為行止而定。凡人做事，先要看到事後的功業，又要體恤事前的議論，事成之後，眾人自然噤口。即或萬一事情不成，但只要自己所做的事，是當下應該做的，就不必去計較成敗得失。

做事認真，至鹿善繼而集其大成，這從他將自己的奏疏集取名《認真草》可以窺見一二。明末人孫承宗在論定鹿善繼其人時，稱其眾推獨任，眾趨獨辭，惟是一副真肝膽；立身只為“公家”，而不敢有“我”；為國求“真才”，做“真事”。大抵把握了鹿善繼為人處世的真精神，洵為不刊之論。

鹿繼善《鹿忠節公認真草》書影，清刻本。

這可以拿鹿善繼自己的說法加以印證。他以“真”“痴”二字當作自己做事的標幟：真者，是空而無私；癡者，則是頑而不解私。真是為了與贗有所區別，而認真者則又有別於贗者之笑真。鹿善繼有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則，就是犯得一分難，便幹得一分事；拼得一分官，便做得一分人。這就是說，為了幹事，就必須知難而上；而為了做一個真正的人，甚至寧可放棄官爵。換言之，他做事的原則，就是“置辦”一副真實心腸，先為國家，後為自己。認真做事之人，自然會被視為愚鈍甚或癡愚之人。

自古以來，民間形象地稱巧者為“乖覺”或“乖角”之人。“乖覺”一詞，按照葉盛在《水東日記》的解釋，就是“警悟有局幹”。這或許尚屬中性的說法。不過在後世的傳衍中，所謂“乖”，已經相當於“黠”，而“黠”並非美德。凡是乖覺之人，必定與人背離。譬如乖覺之人與人相約一同諫君，劾姦死難，但隨後稍計利害，違背原先的諾言，以苟全自己的性命，反稱諫君者為“痴”。

所謂乖覺之人的真面目，已是一覽無餘。隨之而來者，則是有人以愚鈍自居，甚或宣導一種“愚愚”精神。明代名將戚繼光自號“愚愚子”，可謂這方面的典範。這一別號的出典，基於戚繼光將人分為三類：

一是所謂“上智”之人，其人只是厚積金帛，廣殖田宅，貪求功名，保得首領，與時遷移而已；

二是“下愚”之人，其人只知竭盡心力，整治本職之事，一心盡自己的本分，為國忘家，而將利鈍付之他人，或許因為時運不濟，生前難以拜相封侯，但死後必能祀於文廟、武廟；

三是“愚而又愚”之人，其人儘管面對謀不合、道不行的時勢，還是願意竭盡自己有限的精力，去忠於應盡的職守，甚至陷阱在前，斧鉞不懼。

言下之意，戚繼光還是以“愚愚”自期。若是追溯其思想的淵源，無論是老實做人，還是認真做事，事實上有兩大精神源泉：一是來自《中庸》的“誠”；二是出自佛教的慈悲、獻身精神。當然，所謂認真做事，其實就是一種大無畏的擔當精神，也是英雄實心任事的精神。

戚繼光像。

從古迄今，豪傑精神一脈相承，真所謂“英雄所見略同”。如伊尹放逐太甲，就是一心把商家天下挑在自己肩上，任勞任怨，何嘗有些小的顧慮，一有顧慮，就任事不成；諸葛亮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奉為自己做事的信條，不去顧及成敗利鈍；范仲淹坦言，自己只管做應該做的事，至於能否成功則並不取決於自己，無暇考慮；韓琦認為人臣應該盡力事君，甚至死生以之，決不可因事先擔憂事情不濟，輟而不為；李綱更是直言，事君之道，只可考慮進退之節，不必計較其中的禍患；戚繼光主張，“鞠躬盡瘁，夕死何憾”，追求的並非肉體的永生，而是精神的長存；鹿善繼更是別具一副真肝膽，不分炎冷，不計險夷，甚至敢於辭夷就險，把舉世莫勝的重任擔在自己的肩上。

如此種種，都是不顧利害、不計個人得失、正好契合於儒學的真精神。在英雄不再且儒家真精神幾已淪喪殆盡的當代社會，唯有老實做人、認真做事者，才稱得上是真正的英雄豪傑，方可使儒學真精神得以理性地回歸。為官如是，治學何嘗不是如是。

作者 / 陳寶良

編輯 / 李陽

校對 / 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