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面新聞記者 | 丁欣雨
介面新聞編輯 | 姜妍
在綜藝《妻子的浪漫旅行2025》裡，演員胡靜的老公朱兆祥有個特別的職業。他從事殯葬行業38年，工作之一是推廣死亡教育，在節目中他曾躺進棺材，讓胡靜提前練習離別。
這並非個例，不久前楊天真也把40歲生日辦成了一場告別式。活人假扮死者，親眼見證他人對自己的告別，一種很“新”的生前葬禮在國內日漸流行。“給自己辦葬禮，請朋友吃席”“從大廠辭職，辦一場葬禮告別內耗”等詞條在網上充斥。
這些舉辦生前葬禮的人選擇通過這種方式重構生死的意義，在活著的時候思考死亡，再藉由死亡重新探索生的價值。人們在儀式中注入個性，避免生命意義喪失，也是一種抵抗傳統習俗流於空洞的精神自助。
不只是明星在做這樣的事情，早在2023年，自媒體創作者“小崗同學”就在京郊的一塊草地上舉行了自己的葬禮。相比鄭重、嚴肅的氛圍，小崗的嘗試多了一絲頑皮，他用紙殼做了一具飛船形狀的棺材，還在街邊派發傳單，歡迎陌生人參加。
彼此不相識的人參與其中，使整場葬禮更像是一群感慨生命者的聚會。葬禮只是激發人們探究生死的一種形式，與其他專注破除死亡禁忌、啟蒙死亡教育的死亡咖啡館、死亡心理劇等沙龍活動異曲同工。小崗曾在高速上遭遇車禍，有過瀕死體驗，葬禮上也出現了許多與死亡有聯結的人，像是老伴剛過世一個月的婆婆，想念故去外婆拿手菜的孫子。經驗的敘說證明瞭死亡就如空氣一般散佈在人們周圍，不可抗拒。
當人面臨死亡，生活的不順得到了接納，平凡也是值得珍惜的。小崗在準備的致辭裡這樣評價自己：“你愛吃麻辣燙，喜歡刷美女視頻，不愛洗腳。”他還收集了做視頻博主多年來收到的評論，不管好的壞的，都張貼在一張板子上當作悼文。而這場葬禮的高潮，是小崗躺在“飛船”裡，透過透明亞克力板看見陌生人捧著鮮花走來，向他說出告別與祝福的話語。小崗不捨於這樣的場景，他慶幸自己沒有真的死去，而活著是一種運氣。等待流程結束，他還能從紙盒子裡面走出來，繼續未完成的人生。
這段過程被小崗記錄下來，製成視頻，在全網收穫了近百萬的點讚。生前葬禮也在中文世界被更多人知曉和接受。而這隻是哀悼文化更大變革中的一個方面，人們正在拋棄傳統的殯葬儀式，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告別學”：他們不再使用千篇一律的紙錢祭祀，而是給親近的亡人定製符合他們喜好的紙扎，例如生前愛用的剃鬚刀或最新款數碼產品。還有的Z世代感到人生被數據佔據，乾脆提出要在墓碑上刻二維碼，掃碼就能查看逝者的生平故事、照片，或者播放歌單。
1992年，生前葬始於日本，藝人水之江瀧子是第一位嘗試者。而在擁有更強宗教傳統的國家，既有喪葬習俗的堅固性近年來趨於瓦解，生發出了高度個人化的創新。人類學家香農·李·道迪的田野調查作品《我想這樣被埋葬》就列舉了不少來自美國的新型殯葬選擇。除了把骨灰製成首飾、遺體堆肥、太空拋撒，這個遺體防腐處理率位居全球最高的國度，也開始慢慢接受不經任何化學處理的綠色殯葬模式。
世界各地的殯葬傳統不盡相同，但在法國人類學家羅伯特·赫爾茲看來，這些儀式包含一個共性，那就是當死亡給喪親者、社會造成創傷時，葬禮是防止社會基本結構因死亡而割裂的縫合針。一方面，葬禮宣告逝者的離去，給人們提供了發洩情緒的場合，另一方面也是保證世界在儀式結束后正常運轉，人們的生活照樣還會繼續。
現如今，人們在殯葬儀式的每一個流程中有了更多選擇空間，不再拘泥於固有的標準，而是根據個人感受創造出對自己更有意義的做法。香農·李·道迪稱，這說明人們從未失去通過儀式來逐步接受死亡的能力，也對儀式的意義依然有著渴望。
儀式如此重要，但個人化表達的出現，說明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傳統葬禮似乎不是那麼適用了。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李昀鋆與44個在年輕時遭遇父母離世的子女進行談話，寫成了《與哀傷共處》一書。她發現在年輕子女的故事里，當父母一方去世，另一方崩潰，原有的家庭系統陷入癱瘓的情況下，子女很有可能會自動補位，肩負起治理喪事的角色。然而，繁重的治喪任務促使他們必須以葬禮為先，隱藏哀傷，暫停真實情緒的宣洩。
在這裡，葬禮應該承載的縫合功能，讓位給了保證葬禮順利完成的責任。並非所有人都能在其中體會到儀式發揮的作用，葬禮成了一個例行事項而非治癒過程。李昀鋆分析，許多喪葬儀式在年輕人眼中是違背情理的老規矩，是流於表面的形式主義。當儀式的形式感重於其原有的文化意涵，葬禮越來越失去了成為一個“可哀悼”情境的可能性。
近期重映的電影《破·地獄》當中也出現了令人啼笑皆非的葬禮場面。 黃子華飾演的道生原本是婚禮策劃師，由於市場不好被迫轉行來到殯葬行業。剛來時，他依然遵循婚禮策劃的邏輯，提出各種創意之舉，想把葬禮打造成一場演出。他根據死者生前喜好，設計了一輛紙質跑車送葬，卻在靈堂上被死者親屬告知，車禍正是導致孩子死亡的原因。
道生把葬禮和婚禮一樣都當作賺錢的生意，但並不理解葬禮儀式要讓死者擁有尊嚴，讓生者感到慰藉，有其需要特別對待的功課。他策劃的葬禮徒有形式，儀式的意義在其中同樣是缺失的。
道生識別不清死亡帶來的哀慟，喪親者也難以處理自己的悲傷，與現代世界人們長期忽略、壓抑情緒，找不到抒解的出口有關。在傳統社會，宗教或文化信仰可能是一種解法。《破·地獄》里，喃呒老師傅文哥以一種近乎偏執的激情對待從事的職業，自守規矩。但被培養成喃呒傳人的兒子志斌卻只把這份工作當作討好生活的營生。他唱經咒的時候，目光停留在手機直播的球賽上。為了孩子的學分，他也能不顧父親勸阻加入基督教。信仰被更加世俗功利的目的替換了。
《與哀傷共處》中也有類似的發現。喪親打破了年輕人的生活秩序，但在死亡發生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他們依舊渴望在認知層面想出一個能說得通的解釋，即悲劇為什麼會發生在他們和父母身上。這樣的詰問是很現代的產物，在李昀鋆看來，驅動子女反芻死亡原因的內在邏輯，明顯帶有科學主義和理性主義的特徵。“他們高度重視控制、掌控和理解，因此，年輕子女追尋的意義，是對世界秩序的理解，從而獲得生命的掌控感和安全感。”
然而，當年輕人面對“幾乎是不可理喻”的死亡，能被現實世界驗證的答案都無法令他們感到完全信服繼而停止發問。而那些可能具有說服力的回答又難以驗證，因為它們通常指向宗教信仰。李昀鋆的受訪者中，有絕大多數的確會援引“命”的概念來解釋父母離世，但帶來的效果並非信服，而是更大的無奈與不甘。李昀鋆的觀點是，道、佛這類思想如今之於年輕人，已經不再是信仰，更多是一種傳統中國的文化資本。它依舊能被用於解釋死亡的發生，但無法提供實質意義上的治癒資源。
這種情況下，重建失調的秩序有了更大難度，悲傷和挫敗無所依賴，赤裸暴露於世俗世界的年輕人是痛苦而脆弱的。考慮到世俗化帶來的另一個結果，是人們能更自由地選擇相信的敘事，將決定權把握在自己手中，既然傳統習俗無法調和年輕人面臨的矛盾，頗具個性的殯葬儀式的出現，正意味著年輕人替自己重建秩序的努力，也是生命韌性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