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與飯圈之間歷來充滿張力，社交網路上不時激蕩著愛與恨，一個又一個熱搜提醒著我們思考，這是一種怎樣的關係？近年飯圈現象在體壇逐漸升溫，有些行為甚至會影響賽場氛圍。一些知名運動員親自出面表態，希望粉絲理智應援。

運動員如何與觀眾相處，如何跟輿論打交道，在社會中怎樣定位自己？歷史學者游鑒明的《運動場內外：近代江南的女子體育1895-1937》一書，借助100年前的媒體資料，或許可以為今天的體壇提供一些參考。

游鑒明於1995年開啟對中國女子體育史的研究，在長達14年時間里，遊走海內外，搜集整理從清末到1945年間出版的體育史資料。她提醒我們，在過去，觀眾與“粉絲”就是有區別的，輿論對女運動員私生活的關注長期存在，既會干擾到她們，也在無形中提高她們的知名度。

放炮慶祝勝利一度流行

早期的中國體育訓練活動興起於學校，西方體育傳入中國後，主要在校園開展。最初當然沒有“粉絲”一說，連“運動員”“球員”這些詞都是逐漸才出現的。學生從在學校上體育課到參與訓練、遊戲，再到參加比賽，逐漸走出校園，走進公眾視野。

從學校里的球類比賽到學校之外的各種運動會，場面越來越大，開始有越來越多人關注她們。尤其是走出校園之後，捧場的人就開始形成“粉絲”群體，由同學、媒體記者和普通觀眾組成。

當時，學校對參加比賽的選手很重視，會組建啦啦隊在賽場邊搖旗吶喊。校園啦啦隊文化興盛，營造了熱烈的氛圍。男女學校的學生啦啦隊還會互相協力助威。

為了歡迎從運動會上凱旋的選手，學校還會舉辦盛大的歡迎會。1924年，代表華東地區參加第三屆全國運動會的富江女子體專學生乘船返滬，學校通訊員4輛汽車到碼頭接，一路鳴放炮竹，行至校門才結束，盛況空前。

“今天還會為了迎接凱旋的健兒，一路從機場放炮到學校嗎？”游鑒明笑稱，這種放炮慶祝的習慣在當時十分流行。

湊熱鬧的大眾

百年前，在全國或地區運動會裡打破紀錄或獲得總成績第一名的運動員，受到眾人敬仰，媒體會密切關注這類報導。

當時復旦大學的英文校刊《Fah Tan Mirror》曾介紹由該校學生選出的10位著名女運動員。比如，田徑運動員吳梅仙入學前，曾獲第四屆全運會跳遠冠軍，學生們稱她為“運動家”。當時各校輿論場中都有類似的稱謂，復旦大學有“三將軍”，東吳大學有“四大金剛”，愛國女學校則有“飛將軍”。

當時滬上知名媒體對這些名將都很關注。《申報》有體育、婦女生活兩個專欄，經常報導她們的生活。東南體專的王志新是籃球運動員，動作矯捷、擅長搶斷，文章中說：“每見其玉臂初展，球即如吸鐵石席捲而去，誠有如常山趙子龍在千軍萬馬中如囊中探物也。”

第六屆全國運動會前後，《女運動員》和《全國女運動員名將錄》兩本圖冊出版。這兩本書圖文並茂，讓讀者看到女將的英姿。書中刊登的照片既有運動員穿運動服的，也有穿洋裝、旗袍甚至禮服的。

當時並無比賽直播，異地無法觀賽。“粉絲”喜歡這些出版物，男生會從畫報上剪下女運動員的照片，跟女明星照片並列貼在學生公寓牆上。

與比較單純的“校園粉絲”相比，社會觀眾就不一樣了。游鑒明提到，有人是衝著比賽來的，對選手的技術和儀態比較關注，“可是另外有一類‘粉絲’，他們對比賽沒有興趣，主要是來湊熱鬧的，運動在他們眼裡，是一種摩登的玩意兒，他們是來運動場出風頭或者找尋異性”。

《申報》報導，籃球強校兩江女子體專曾在上海青浦與男隊作賽兩場（當時還沒有女子賽事），居民都來圍觀，“萬人空巷”，連娛樂場都臨時停業了。1933年8月，濟南游泳池啟用，千余名看熱鬧的觀眾，圍觀四位女性練習游泳。

當時極端的情況，是有人把女運動員視為擇偶物件，觀眾席因此成了“選秀”場。20世紀30年代初，在大小軍閥盤踞的四川，由於不少學校由軍人創辦，軍閥常借開運動會的機會，趁機選擇物件。

生活在公眾的注視下

那時候，運動員與輿論打交道只能靠自己，還沒有現代職業體育的“團隊”概念。校方、家人能起到的作用也不大。在這種環境下，一些明星運動員會主動在媒體上表態，向輿論展示自己的態度。由於花邊新聞和狗仔追拍對運動員隱私侵犯很多，有的選手不得不主動站出來。

1930年第四屆全國運動會上，女子比賽列入正式比賽專案，女運動員受到更多關注。來自東北的田徑名將孫桂雲奪魁后一炮而紅，成為最早在田徑界出名的中國女性。各媒體紛紛在頭版報導，並刊發她場內場外的照片，炮製了不少關於她的花邊新聞。次年，不堪其擾的孫桂雲主動通過《玲瓏》向讀者介紹自己的近況，並呼籲媒體不要再無中生有。

錢行素在1933年第五屆全國運動會上，短跑和跨欄破全國紀錄，獲頒“全國新紀錄”獎旗，成為當時的熱門選手。次年，她受僑商陳嘉庚邀請，到南洋巡迴表演，受到華僑熱烈歡迎。針對《東南日報》稱錢行素離婚的烏龍報導，錢向該報發函，要求登報澄清。離譜的是，錢行素當時未婚，離婚一說令人哭笑不得。

實際上，這些追逐“流量”的做法，是因為讀者愛看這些運動員的動態，也喜歡看報刊上新發表的運動員照片，在人們眼裡，她們也是一種明星。為了吸引讀者、提高銷量，運動員當了媒體的活廣告。

當時的運動員自己也對這種廣告效應有所認可，比如第六屆全國運動會的鐵餅、鉛球冠軍陳榮堂曾說：“我很高興看時報，因為消息很正確，而且每天有畫報。”當時報刊精心策劃運動員相關報導、刊發好看的照片，對提高銷量有説明。這一策略直到現在仍奏效，一些時尚、體育雜誌靠製作人氣運動員的專刊、包含時尚照片的封面報導，可以牢牢地佔據“飯圈市場”。

游鑒明強調，當時身處聚光燈下的體壇明星也需要跟錦標主義作鬥爭。1934年，聯華影業製作的電影《體育皇后》上映，由孫瑜執導、黎莉莉主演，批判了為當“體育皇后”而不顧生命健康的錦標主義作風。當時，就有媒體報導過，一些學校、隊伍為了取得成績不惜強迫選手參賽。

總是想看到她們贏的“慕強”心態，在粉絲群體中也是一種流行已久的文化。如果比賽的目標是滿足人們的期待，將給運動員帶來多餘的壓力，本末倒置最終會使體育偏離合理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