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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敏強:一名香港電影人的家國情懷

tom 2018-1-3 11:01

鍾敏強(前排中間戴眼鏡系紅領帶者)70年代與長城電影公司的同事們合照(受訪人供圖)鍾敏強1984年率領攝制組在加拿大拍攝邵氏投資出品的電影《再見冤家》(左一為製片鍾敏強,右一為導演冼杞然)【文匯網訊】(香港文匯網 ...

鍾敏強(前排中間戴眼鏡系紅領帶者)70年代與長城電影公司的同事們合照(受訪人供圖)

鍾敏強(前排中間戴眼鏡系紅領帶者)70年代與長城電影公司的同事們合照(受訪人供圖)

鍾敏強1984年率領攝制組在加拿大拍攝邵氏投資出品的電影《再見冤家》(左一為製片鍾敏強,右一為導演冼杞然)

鍾敏強1984年率領攝制組在加拿大拍攝邵氏投資出品的電影《再見冤家》(左一為製片鍾敏強,右一為導演冼杞然)

【文匯網訊】(香港文匯網 記者 石華)66歲的鍾敏強從事電影行業已經48年了,他監製策劃的故事片《飛越黃昏》, 在1989年第九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中贏得3項金像獎;他1992年策劃的故事片《重案組》,成功為成龍塑造了全新的硬朗形象。

如今,鍾敏強正全力打造中國電視史上第一部全面反映香港抗日曆史的電視劇 ——《香港抗日風雲》,抱著心中那份家國情懷,四處奔走,為的就是讓更多年輕人不要忘記港人歷史上最悲慘的三年零八個月……

9000萬費用初步落實

「中國過去拍了很多抗日電視劇,但屏幕上從未有過全面反映香港抗日戰爭的真實內容。」在深圳新媒體國際短片節現場,香港微電影學會會長、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執行會長鍾敏強告訴記者,十多年前,他參加了一個東江縱隊的歷史研究會,當時東江縱隊老戰士講了很多關於香港的抗戰故事,而這些內容是他第一次聽到,從那之後就開始籌備相關電影電視劇的拍攝。

鍾敏強表示,《香港抗日風雲》總共35集,以商業元素包裝深刻正義的主題,能更有效吸引年輕觀眾。「我是抗戰勝利後出生的,今年66歲了,之前對香港那三年八個月的歷史都不清楚,不用說現在的香港年輕人了。這部電視劇的目的就是為了讓人們記住歷史。」

鍾敏強(左一)準備打造第一部全面反映香港抗戰的電視劇(記者 石華 攝)

鍾敏強(左一)準備打造第一部全面反映香港抗戰的電視劇(記者 石華 攝)

據鍾敏強介紹,香港在抗戰歷史中地位很特別,是全國僅有的中英、中美、國共合作作戰的城市。香港淪陷後,那三年零八個月是港人歷史上最悲慘的日子,抗日力量僅靠共產黨領導的東江縱隊在作戰。「現在的抗戰電視劇提到東江縱隊的很少,隨著東江縱隊老戰士一個個老去,挖掘這段歷史已經刻不容緩,這是香港人的集體記憶。」

這部電視劇準備籌資9000萬元人民幣,如今已經初步落實。「國人的愛國熱情很高,上海電影集團和北京的愛國企業家都答應參與出資,香港也有兩家電影公司有意向出資。」 鍾敏強告訴記者,「特別令我感動的,是一批萍水相逢的愛國華僑,他們認識香港新界的烏蛟騰村村長,正計劃建一個抗日紀念館,從媒體上知道我們在籌拍《香港抗日風雲》電視劇,主動打來電話,願意從他們籌集的愛國基金中撥出費用,支持我們盡早開拍香港抗日電視劇。」

父母培養了自己的愛國思想

鍾敏強的父母都是教師,父親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母親出生在北京。在那段炮火連天的歲月,兩人通過參加抗戰救亡運動而相識相愛。「父母不是共產黨員,但對共產黨的救國政策是支持擁護的,也多次參加抗日宣傳活動。抗戰勝利後,父親本來在內地一所中校擔任校長,但當時國共矛盾很深,有人給父親扣上了一頂紅帽子,為了躲避國民黨的迫害,父母連夜逃亡返回香港。」

父親家境貧窮,返回香港後,港英政府教育部門曾邀請父親擔任一所中校的校長,當校長的收入可以大大改善家境,但是父親推辭了。「父親發現港英政府學校的歷史課本中關於鴉片戰爭的描述,與真實的史料不一致,故他寧願在愛國學校當一名窮教師,也要堅持向下一代教育真實的歷史。」鍾敏強告訴記者,父親用實際行動給他的人生上了一堂重要的愛國課。

雖然半生從事電影事業,但是鍾敏強最初想做一名記者,與《大公報》也是擦肩而過。「我在新僑中學讀書時,喜歡文學寫作,大公報著名記者唐人是我們青年文社的義務導師,我1969年中學畢業後就奔著大公報去求職,當時大公報通知我下周來上班。」鍾敏強回憶說,回到學校時被告知,長城電影公司也來學校招人,老師已經將其推薦予電影界。「我那時覺得電影界是個大染缸,有所偏見,但是老師還是建議我去電影界,並要求我做到潔身自好。」

從清水灣片場實習開始,鍾敏強正式與電影結緣,至今堅持了48年。期間,師從傅奇、張鑫炎等著名導演,在電影電視的創作、製作、發行、宣傳、推廣和媒體管理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

11項電影金像獎提名

1976年,鍾敏強與友人創辦了星光影業公司。「我讀完中學沒有機會繼續讀大學,這一直是個遺憾,當時做公司的目的,就是為了賺取到外國留學的學費。」

創業伊始,鍾敏強沒有太多的資金,無法發行大明星、大製作、大場面的電影。一次偶然的機會,他發現一部日本電影《青梅竹馬少年樂》。發行後受到媒體的一致認可,並破了日本片在香港的票房記錄,隨後陸續有大公司找來合作,賺取了第一桶金。

1978年,鍾敏強離港前往英國深造,在倫敦國際電影學院獲得碩士研究生文憑,許鞍華、梁普智、李志毅、嚴浩等多位香港導演也畢業於該電影學院。返港後,鍾敏強參與製作的故事電影超過20部,作品贏得過11項電影金像獎提名。後來,又拿到澳洲梅鐸大學的MBA和瑞士歐洲大學的工商管理金融博士學位。

在任職亞洲電視期間,鍾敏強與李寶安等人成功地把年虧3億港元的亞視改造成年賺數千萬港元的電視台。「我們是第一個將內地電視劇引入香港的香港電視台,比較熱門的電視劇有《三國演義》、《康熙王朝》等等,曾在香港掀起收視熱潮。當時很多港人看不起內地電視劇,但是這種宏偉的歷史電視劇只有內地拍得出來,絕對不應該存有偏見。」

1985年, 鍾敏強成立了荷里活電影服務公司,作為荷里活的公司董事,他克服了重重困難成為第一個中國人持有英國香港警務處發出的武器和彈藥經營牌照。也因此,荷里活電影服務公司成為當年香港最大的槍械道具供應商,曾經控制了香港市場份額的85%。

擔任中英之間溝通橋樑

1981年,中國國家武術代表團去英國進行商業演出,臨行前期,英國華僑策劃公司出現了問題。情急之下,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工作人員聯繫到鍾敏強。短時間內,鍾敏強發出100多封信件給媒體、酒店,最終爭取到英國每日鏡報集團的贊助宣傳,成功地組織策劃了這場商業巡迴演出。

期間,英國人以「成功救亡」了中國國家武術代表團自居,威脅中國國家武術代表團向英方免費提供巨額的演出資源。鍾敏強與中國國家武術代表團合作,釆取軟硬兼施,代表中方與英方談判。最後,既維護了中國國家武術代表團的利益,也維持了與英方的良好關係。

正是因為這次經歷,鍾敏強被中國駐英國大使館推薦,得以參與到 Chinese – Heart of The Dragon《中國人—龍的心》—— 這部迄今為止西方人製作關於中國最權威的國際紀錄片集。「當時英國紀錄片公司希望與央視簽約拍一部中國的紀錄片,以西方人的視角來看中國會不會真的改革開放。」 鍾敏強回憶說,這個史無前例的合約上報到中央,最終由鄧小平拍板,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萬里簽約。

這部紀錄片當年在中國花費了800萬英鎊,歷時3年多。 製作完成後,紀錄片在世界各地130個國家的主要電視頻道播放,1985年贏得了美國的艾美獎,得到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的大力推薦和讚賞。

拍攝期間,鍾敏強在中國各地協調處理英方與中方之間存在的各種矛盾和分歧,還有意識形態上的巨大差異。他被英美導演們高度評價為「英國人和中國人之間的第一流溝通橋樑」和「非常可靠、聰明、盡責,並且具備在困難出現時能夠機智、負責任地處理危機的能力」。

60歲以後的生命交給電影

2000年,鍾敏強隨家人移民到美國。但作為一個熱愛中華文化的電影人,他在美國感到窒息與不適應。短短幾個月,他便放棄了在美國的發展,回到了香港。

然而香港也是一個純商業的社會,鍾敏強深深感到,儘管他已製作了不少成功的商業電影,也獲得過金像獎,但沒有經濟的基礎,就沒有真正的藝術創作的自由。「剛好當時有朋友邀請我一起從商,我決定棄影從商10年,並向自己作了一個承諾,到60歲那一年,不管生意成敗與否,都放下來,把60歲以後的生命,全部交還給電影。」

2012年,鍾敏強60歲,他兌現了承諾,放下了一切與影視無關的礦產和金融生意,全身心重投影視新媒體行業。他希望在有生之年,完成他最想導演的電影 ——《太陽夢》,一個講述三個香港年輕人從1967年捲入抗英暴動後的三十年感人遭遇,他們各自浮沉起落,這是一個由信仰狂熱、崩潰、沈淪、再生到成長的故事。

近年,中國電影雖然蓬勃發展,但是浮躁氣太濃,很多人都沒有在劇本上下大功夫。為此,鍾敏強與他的拍檔李頻導演組建了香港電影集團,整合了中港台資深影視專家團隊,潛心劇本創作數年,最近終於陸續完成了一批好劇本,包括以朝鮮戰爭為背景的故事電影《天堂沒有戰爭》、反映香港抗戰歷史的電視劇《香港抗日風雲》和民族音樂歌舞劇《媽祖》等。

年輕人是電影傳承延續的根本,最近10年來,鍾敏強在繁忙的業務之餘,分別應邀為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澳門科技大學和中國傳媒大學擔任兼職客席講師,向碩士班和博士班同學主講影視金融、影視製作和中小企創業守業等經營管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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